清代農學的成就和問題（1）

  來源: 【農史研究文集】

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王朝，其農業又有新的發展，表現在農書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獻搜集類和地方性農書及專業農書類為突出。在生產技術方面，精耕細作和複種套種更見充實豐富，農學理論也較宋明以來有所發展。以有限的耕地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終保持地力於不衰。但清代重文輕理較前代尤甚，農業賴以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理論與同期歐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動植物兩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營養、病原微生物的知識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同期的歐洲。儘管清末以後大量引入西方農業科學，但給農業現代化帶來的滯後影響，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個評述。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佔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佔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於六十年代，以後發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佔197種[1] ，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搜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 ，【農政全書】為225種[3] ，【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授時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註明出處，如『分地之利』註明【孝經】，『耕傷稼』註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脫漏，至於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匯集於一起，便於後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複），無疑給後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群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群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群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巨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群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於種植而詳於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群芳譜】，L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冗，補其缺遺』（康熙【廣群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群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冗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並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群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授時通考】和【廣群芳譜】都是集體編寫，又依賴皇家所藏圖書，自有其便利條件。但即使一般的農書，也有不少是文獻訓詁超過前人的。【江南催稻課耕錄】是李彥章為了推廣早稻而寫的論證擴種早稻的優點和可行性，他從『早稻原始』、『早稻之時』、『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種』、『江南早稻之種』等十個方面，搜集了歷代有關早稻的文獻，展開論證，其方式類似現代進行某項研究或設計時，必先提出可行性論證一樣。以『各省早稻之種』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個府州縣的早稻品種（及其特性描述）共數百個，遠非宋代【禾譜】46個品種，明代【稻品】36個（包括早中晚稻）品種所能比擬。
又如程瑤田的【九穀考】（17世紀末）和劉寶楠的【釋谷】（1840年）是將訓詁與農作物相結合的著作。【釋谷】特詳於水稻的考證，可說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證論文。【九穀考】則詳於黍、稷、粱、秫、]等各種古代糧食作物的考證，稻不及【釋谷】詳盡。這兩篇論著是治中國穀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參考書。
清代農書內容方面的特色是實用操作技術的豐富、詳細，覆蓋面擴大，超過了前代。舉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術，複種指數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論和操作技術，施把技術，良種繁育、園藝、造林、蠶業、畜牧獸醫、漁業、農產品貯藏與加工以及農具、農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別是出現了不少地方性農書，超過了宋元明時期。一般綜合性的農書所記技術雖很豐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農書則所述都是各地的實際情況，其操作技術切實可行。清代地方性農書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區稻桑農業生產的張履祥【補農書】（1658），反映江西撫州地區農業的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1903）和奉新地區的劉應棠【梭山農譜】（1717），江淮地區的包世臣【齊民四術】（1849），四川農業的張宗法【三農記】（1760），廣東農業的屈大均【廣東新語】（1699），山西新陽的祁藻【馬首農言】（1836），陝西關中的楊妗噸本提綱】（1747）和【修齊直指】（1755），山東沂州的蒲松齡【農桑經】（1765）和丁宜曾【農圃便覽】（1755），浙江金華的胡煒【胡氏治家略】（1758），江蘇上海的姜皋【浦泖農咨】等等。地方性農書中有高度理論概括的如【知本提綱】中的施肥『三宜理論（時宜、土宜和物宜），是歷代施肥經驗的集中總結。【補農書】中的看苗色施肥經驗，可說是營養診斷的萌芽技術，這一技術始於明代的【烏青志】。
清代農書的另一特色是專業性農書大量湧現。其範圍除農作物外，涉及花卉、蠶桑、果蔬、牧醫、蟲害、氣象、水產等，而以蠶桑及花卉的專書占最多數。蠶桑專書的大量問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花卉專譜以蘭花最多，歷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類是雅俗共賞的，而蘭花則偏於文人的欣賞。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壓抑，國想上趨向避世，因而把愛好轉向深山邃谷的幽蘭。清代出現好些治蝗專書，反映了蝗災的猖獗。氣象與水產專書也較前代為增加。
2、農業技術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約六千萬，基本上與西漢時最高人口數相近，但清代康、雍、干三朝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未有過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種抑制人口增長的因子，使人口猶如脫疆之馬，從康熙時的二千多萬猛增至乾隆後期的三億，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億，而耕地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地比陸續下降，從明・洪武廿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1.65畝/人[4] 。正如趙翼詩所詠的：『只為人多覺地褊，一人一畝尚難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復高談古井田！』，『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餘地可資生。只應鈎盾田猶曠，可惜高空種不成』。[5]  
由於人地比不斷下降，儘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圍墾、開發海島和海塗，大量無地流民通向邊遠山區毀林開墾，擴種玉米、甘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6] ，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這樣龐大人口增殖的物質能量――糧食生產的重擔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上，而單產提高的最有效途徑是增加複種指數，把一畝田當兩畝用，在一年365天內完成單種時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勞力充裕，不論什麼措施需要多大勞力都不成問題，出現『糞多力勤』這種中國特有的集約勞動原則。南方中稻麥兩熟的太湖地區，要求用人力的鐵搭（齒鋤）『墾倒極深』，『多下墊底』（基肥）。冬季的麥子油菜則要求起壠，經常清溝排水，很費勞力。北方旱地耕作則要求『轉耕』：『初次淺，次耕漸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於二耕，五耕反而同於初耕。古曰轉耕』。[7]  
清代的雙季間作稻和連作稻在廣東、福建、廣西、湖南、川南盆地、贛南、漸東南等地都有相當的面積。雙季稻一般可比單季稻增產五成以上。【廣東新語】還提到在雙季稻之後接種油菜、煙草、甘薯、藍、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於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8] 、麥、稻、稻的一年三熟不僅見於閩廣地區，也曾個別推進到長江中游，如同治【江夏縣誌】即記有早稻於割麥後插，晚稻於早稻後插的麥C稻C稻一年三熟。由於康熙着力推廣早熟御稻，雙季稻在18世紀後期曾推進到江蘇裏下河地區（北緯33°）
旱地作物方面，山東、河北、陝西關中出現二年三熟制。間作套種形式多樣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麥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肥套作、麥棉間作、桑菜套作等。陝西三原地區更創造出兩年十三熟的菜糧間套作技術，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蘿蔔、蒜、藍、粟、麥等，可說是達到了北方旱地複種技術的高峯。在人口壓力下，清代後期的林則徐、李彥章都亟力提倡擴種早稻，李彥章在【江南催耕課稻編】中引經據典，搜集地方資料力陳早稻之利，林則徐為之作序，也大力主張把福州的雙季稻推行到江蘇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則試求恢復西漢【汜勝之書】的區田法，打破常規的產量水平，是中國式的高產試驗法，以潘曾沂最為積極，他於道光八年（1898）親自在潘姓義莊田裏試行水稻區種法兩年，獲得豐收，於是用白話寫成【潘豐豫莊本書】詳列區種法32條。其實這些技術也完全適用於一般水田。這本書代表了清末有系統的水稻豐產技術指導手冊。受潘曾沂的影響，以後陸續有關於區田種法的農書和圖解問世，直至民國時期，還有人試種區田豐產水稻。（游修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