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陰陽家與漢代軍事[上](4)

  來源: 中國國學網

術數和兵陰陽家行為，使漢代戰爭繼續保持了傳統戰爭的雙重性質。

　　春秋以前的戰爭，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們是人力、物力與組織指揮的較量，另一方面，它們又表現為術數的攻防。上文諸多敘述已表明，漢代這一特徵仍然鮮明可見。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讓我們再以征和三年漢攻匈奴一役為例。戰前漢朝進行了大量術數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漢向有以女巫詛敵的傳統 [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對漢朝的軍隊和軍術，匈奴先是縛馬詛咒漢軍，『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漢軍一將不吉」』[39]。當雙方將士廝殺疆場之際，還有兩支隊伍在暗中較勁：一是漢朝的方士巫師，一是匈奴的眾多巫覡。戰爭的『術戰』 特性，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順便指出，不僅匈奴，當時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軍事術數並將其用於戰爭。【史記・龜策列傳】：『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位，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信，以知來事。』所以漢王朝的對外戰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術數『戰伐攻擊』的內容。

　　兩漢之際面對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為，則可以為內戰中同類現象的典型。王莽痴迷術數，一舉一動，無不用之。他大造廟祠，禳禱無已， 『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40]。又大搞厭勝，派武士入漢高祖廟中劍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長安宮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劉t）像於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將，乘乾車坤馬，以五為紀，『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42]，『如此屬不可勝記。』[43]軍情緊急時，王莽甚至帶領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厭漢軍，還特別製作了可『厭勝眾兵』的『威斗』，置於左右。威斗以五色土和五石銅在特定時日鑄成，象徵着北斗『不可與敵』的神力。直到綠林軍攻入長安，大勢已去，王莽『猶抱持符命、威斗』。而在王莽的對立面，農民軍和各反莽武裝也同樣在術數支配下行動。如赤眉軍，從齊地帶着城陽景王的神像轉戰南北，由巫覡從中轉達神意，遇事和作戰聽神意以決。這和王莽的舉動雖有文野之別，實質卻都是以術數為武器，乞求勝利。以術數為軍事對抗的手段，甚至體現在武器製作方面。【漢書 ・韓延壽傳】：延壽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放效尚方事。』特意選擇月食時製造武器，是因為按照陰陽五行理論此時陰氣極盛，而兵器亦為陰殺之器，可達到交感的目的，賦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時日製作『威斗』，也是類似的理念使然。於是，武器既是物質的，又是術數的符號和載體，戰爭的兩重性首先發生於戰爭的工具之中。

　　術數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漢代表現得較後代更為突出，也是無疑的。春秋戰國時期，當軍術和兵陰陽家蓬勃發展之際，與之相對立的軍事唯物主義思想亦隨之而起，對其進行了尖銳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繚、韓非，堅決反對天官時日之說和占候卜筮，認為勝負純粹由戰爭雙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所決定。然而在漢人的軍事著作中，卻反而較少有類似聲音，絕大多數都充滿了兵陰陽家的色彩。儘管賈誼、王充等人曾對術數活動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並沒引起有明顯的反響。就是象曹操這樣不信方士，堅決反對民間雜神迷信的傑出軍事家，出兵時也會垂詢兵陰陽學者[43]，所著兵書中也有兵陰陽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賊魚入人境，可擊必勝』之類。[44]和戰國時期相比，漢代繼續保持了術數對軍事的強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強化。

　　三

　　兵陰陽學說和觀念的盛行，對漢代軍隊組織和軍官選拔也有重要影響。

　　商周軍事占候主要由國家和貴族家內常設術數人員來進行，戰爭期間，他們隨軍出發，隨時滿足軍術需要。戰國時期，隨着常備軍的形成和戰爭規模、形式的發展變化，軍中出現了專職術數軍官，如楚軍中有『視日』，即軍中日者。【史記・陳涉世家】：『（周文）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如淳註：『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吉也。司馬季主為日者。』【六韜・龍韜・論將】：『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這也反映戰國軍將幕府內確實配置有術數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