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科技日報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與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結束的原因一樣，是鄭和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據【明史・鄭和傳】載，鄭和七下西洋所經國家與地區如下：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1]
多數學者認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遠航行已至非洲東海岸，但對於航行的極點，尚無定論，主要是兩個位於東非地名至今未得確考，但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課題。【明史】稱：『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裔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⑵因此，『比剌』與『孫剌』的考證是一個牽涉至鄭和航海終極的重大問題。
著名非洲史專家費奇(J・Q・Fage)曾指出：『綜合運用考古資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圖地區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韋高原上諸班圖王國的歷史。』⑶
除了費奇列舉的4種史料外，漢語的記載也很重要，因此，東非沿海地區歷史的探討，需要考慮到上述幾個因素。
迄今為止，在中國與東非關係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績斐然，以出土實物較信服地證明了雙方之間悠久的貿易關係。漢語資料的發掘與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較薄弱的研究領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的發掘與研究。
本文擬從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發，對比剌及孫剌的位置及其辭源進行新的勘同。
幾位20世紀著名的漢學家，如柔克義、伯希和及戴文達對這兩個地名有過涉及與考證。
1915年，柔克義提出：『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⑷
1933年，伯希和評述，否定了柔克義的考證，但未能有結果。
……最後是比剌和孫剌。這最後兩個名字值得我們費時多探討一番。它們出現在鄭和經訪的國家名單中。這個單子在鄭和傳的末尾。由於不剌哇之名未出現在這個單子裡，柔克義猜測(第82頁及第614頁。第614頁上對北刺的解釋系疏忽)說，比剌為不剌哇之誤。至於孫剌，據他說(第82頁)，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條關於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4頁反面)，而且還說(卷三二六，第6頁反面)：『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S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全部的問題在於探知，鄭和傳以【明史】這一消息為依據，還是【明史】發揮了鄭和傳中對這兩個國家的涉及。我堅信，二文出於確實涉及了比刺和孫剌這兩個國家的同源。鄭和傳末尾單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純系偶然。如果我們考慮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況，【明史】將同地、同國寫入不同的國傳，不剌哇的省略並不能證實柔克義對比剌和不剌哇考證的假設。此種情況無獨有偶。至於孫剌，即使是在(爪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Souen-ta(巽它)的對音。Souen．1a也可能是將Sekandar寫成Sou―kan-la⑸一類的轉寫。但此地在馬來西亞，孫剌不可能在那裡，因為『去中華絕遠』，我提不出解決這個名字的辦法。⑹
伯希和所推測的『同源』，實際上是【明實錄】中的記載。
1939年，戴文達引用了【明實錄】，將比剌和孫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1a"標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稱。⑺
而後，西方學者放棄了有關考證，至今未有結果。
似乎中國學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關考證。過了四五十年後，開始關注這兩個古地名的考釋，功力最深者當沈福偉莫屬。他認為：
比剌、孫刺既然都和麻林一樣，屬於『去中華絕遠』的地方，推測它們和基爾瓦同在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所稱的索法拉國境內。這索法拉國北起桑給巴爾島對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幾乎相當於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紀以前，莫桑比克境內重要海港僅見兩處，一是南緯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緯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當於莫桑比克，譯出了末尾的音節，孫刺則是索法拉的音譯。兩處海港都在德爾加多角季風航行區外，那裡是中國帆船從未蒞臨的熱帶風暴和漩流橫行的航行禁區。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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