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摘自【看歷史】 『司南』之辨
1937年，37歲的英國生化學者李約瑟在三名中國留學生沈詩章、王應睞、魯桂貞的影響下，對中國古代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決心學習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漢學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學習兩個小時的漢語課，課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譯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約瑟受命於英國皇家學會，準備到中國陪都重慶擔任『英國文化委員會駐華機構』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國昆明，考察了處於戰爭邊緣但仍保持非凡創造力的學校和實驗室，隨後便到重慶就職。李約瑟在中國的4年中，到過川、滇、豫、陝、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與從實驗室中的科學家到鄉野村民溝通，收集了大量與傳統科技有關的資料，在他1946年離任回英國時，已經收穫了很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他回國後不久，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演說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及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
但無論是『三大發明』，還是『四大發明』，司南都被認為是磁羅盤或指南針，而司南到底是什麼？不但當時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國人也並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約瑟在重慶、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國古代文明之時，王振鐸剛過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戰爭而遷到了四川。
抗戰前，這位燕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研究生，就已經完成了『張衡地動儀』外型和內部結構圖的繪製，並完成了關於其工作原理的論文。在輾轉於川滇後方的艱難遷徙中，他仍然沒有停止考古與復原古文物的工作。
從王振鐸完稿於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論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經開始在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做人工磁體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盤上指極性準確性的試驗，在此前，他已經完成了司南形狀的設計和玉床琢洗的階段。
在這個復原和實驗的過程中，他將司南設計成了一個『勺』型。對於這個『勺』型的來源，王振鐸根據的文獻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傳下來的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通行本。其中對王振鐸的復原工作起到決定作用的幾個字是『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現代漢語的解釋即為：『如勺之司南，投轉於地盤(東漢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這十二個字的指引下，一個磁勺放在方盤上的造型誕生了。這個造型，成為日後中國人重新認識司南的開始。但是，按照這個造型製作出來的磁勺如何指南，卻是數代文物工作者的難題。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學者孫機在2005年第4期【中國歷史文物】上發表的【簡論『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論衡・是應篇】版本――前北平歷史博物館舊藏殘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應的這幾個字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沒有改變。而『酌』與『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訓『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關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於司南到底是什麼這個核心問題。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韻】 、【廣韻】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橫木。而這與司南車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當。(孫機【簡論『司南』兼及『司南佩』】)
孫機於是提出，司南其實指的是指南車，這樣一來，『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的現代漢語解釋就成了：『使用司南車，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橫杆指向南方』。
不僅宋本的【論衡・是應篇】中為『司南之酌』，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清朝本涵芬樓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補修本【論衡・是應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該本雖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補修本』，所以還是延用宋刻時的『酌』字。
而指南車，在宋以前的文獻中也叫『司南』，是一種木製的、靠機械結構的運動來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孫機的論點正確，這也就與天然磁性材料指南無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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