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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華網 打撈『紅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專著【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和文化】中所言，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間發生了變化，但如果將這些變化都歸於1644年，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約瑟在晚年的合作夥伴之一。
『其實自明中期開始，雖然我們的火器仍在發展，但相比西方已開始顯現落後的趨勢了。』潘吉星告訴本刊記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傳入中國的『佛朗機』已裝配了用於瞄準的準星和照門，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這時候，我們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裝，每發射完一發炮彈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藥渣，費時費力。』此後，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製了一批『佛朗機』，裝備明朝陸軍及海軍使用。
然而至明朝末年，當西方第一批真正的『紅夷大炮』來到中國時，仍令當時的有識之士們吃了一驚。根據黃一農教授的考證，有關明朝末年朝廷從西方引進『紅夷大炮』的說法多半並不屬實。黃一農教授對本刊記者說:『資本主義列強忙著在世界範圍內搶占殖民地，怎麼可能把最先進的武器賣給中國呢？第一批「紅夷大炮」是咱們自己從海底打撈上來的。』
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時任肇慶推官的鄧士亮主持了一項或許可以稱得上是我國古代難度最大的打撈工程。當年，一艘名爲『獨角獸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行駛至廣東沿海時遇颱風沉沒，船上配有數十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紅夷大炮』，這種以射程遠、威力大而聞名的前裝滑膛加農炮，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裡成爲影響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在潛水設備尚未問世的400年前，如何打撈起那些在沉船上固定得相當可靠的重達幾千斤的大炮，對於明朝進士鄧士亮來說似乎是個不小的挑戰。爲此，鄧士亮專門造了一艘更大的船，裝滿石塊後，行駛到沉船正上方停下來。他首先讓人潛入水底，將鐵索迅速套到大炮上，這似乎是他們全靠憋一口氣所能完成的最複雜的工作了。浮出水面的士兵將鐵索固定在打撈船的一個三腳架(類似於滑輪裝置)上，然後將滿滿一船的石塊拋向海里。利用強大的浮力，伴隨著水下幾聲悶響，『紅夷大炮』被掙開了沉船，後再經人力拖拉至船上，最終被打撈上岸。
被打撈上來的22門『紅夷大炮』很快就啟程赴京。前幾年，來大陸考察的黃一農教授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門口還見到了其中的一門，『上面印著東印度公司的徽章，還寫著兩廣總督胡應台押送京城，時間標註爲1622年』。根據史料考證，在北京稍作停留後，其中的10門『紅夷大炮』繼續北上，達到寧遠城，交給了當時鎮守寧遠的明朝大將袁崇煥。1626年，袁崇煥就是用這批架在城牆上的火炮，打退了努爾哈赤的後金大軍，取得寧遠大捷。
黃一農教授告訴本刊記者，其實，當時中國的火器製造技術並不比西方差。他曾在英國倫敦皇家火炮博物館見到過一門中國人於1620年製造的火炮，其水平與『紅夷大炮』相差無幾。萬曆末年，擔任協理京營戎政的黃克纘，即曾招募能鑄『呂宋大銅炮』的14位工匠至京，鑄成各式大炮28門。黃一農曾在福建泉州、廈門見到過兩門仿製的『紅夷大炮』，均比此前打撈上來的鐵製英國艦炮還大。此外，當時中國還製造出了更爲先進的鐵心銅體大炮，既可以節省鑄造成本(當時銅價爲鐵價的5倍左右)，又可以保證其堅固。
『但是從武器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火炮還是落後了。』黃一農向本刊記者分析，『西方的火炮不僅都有準星和照門，還有兩個「耳朵」，可以支在炮車上，發射時調整仰角，其射程和準度都比較高。另外，其炮管設計前薄後厚，可以有效避免膛炸。』
只可惜，『滿洲人用先進的火炮打下了江山，卻沒有再進一步發展。朝廷擔心漢人的火器製造威脅其統治地位，禁止地方官自行研製新炮，甚至禁止百姓學習火器鑄造技術』。黃一農告訴本刊記者，『康熙統一全國後一直到鴉片戰爭，清朝有關火藥的著作屈指可數。以至於200年後英國人再打過來時，發現我們用的火炮尚不及明末時的水平』。反觀西方世界，義大利數學家塔爾塔利亞於1537年所出版的【新科學】一書，首次提出了拋射體理論，成爲近代彈道學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後，經過數學、力學、物理學等近代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與應用，西方的火器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
『歷史常常充滿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們擁有一流的鑄造技術和工匠，卻沒有將科學知識應用上。』黃一農教授向記者感慨。到了清代中後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影響戰鬥力的瞄準、發射以及火藥配製技術卻沒有提高。以至於鴉片戰爭時，西方火炮的炮彈早已實現空心爆炸、碎片殺傷，而我們使用的炮彈仍舊是實心的。同樣感慨的還有潘吉星教授，他告訴本刊記者:『中國人在火器上停滯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煙火方面卻發展得有聲有色，從來沒有落後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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