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經典同性（3）

  來源: 光明日報

閱讀經典：成爲每個人教養的一部分
　　在中國，隨著西學的引進，科舉制度的廢棄，傳統經典與讀書人愈行愈遠。五四運動前後，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經典作爲主要讀物了。當時，有學者甚至說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因而，爲什麼要讀經典，在那個時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來，這一問題常常被人們提起。
　　近十餘年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電視、手機與網絡的普及所造成的衝擊，使人們的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所謂文化軟實力被學者們不斷宣揚，而閱讀傳統經典，宏揚中國文化，正是這種軟實力的必備內涵。
　　1923年，梁啓超在撰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的同時，還寫了一篇【治國學雜話】的文章。在這裡，梁氏就爲什麼要閱讀傳統經典，提出了兩層意見。
　　一是，作爲中國學人，有必要讀一些中國傳統經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後的附言中說：『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此未讀，真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二是，梁氏認爲，不僅需要閱讀必要的經典，對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讀成誦。他說：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該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才在我們的『下意識』裡頭，得著根底，不知不覺會『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們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
　　那些傳統經典中的好文學，澆溉和滋養著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有涵養與情趣；而聖哲格言，在爲人處事方面，給我們以指引，不致使我們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多次動盪的中國教育界，多少已意識到梁啓超的深意，開始強調學生的素質教育。
　　1925年，孫伏園在自己主持的【京報副刊】上，發出『青年愛讀書十部』與『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徵文啟示。『青年必讀書十部』徵文，當時有七十餘位學者作家應徵。
　　1934年，【教育雜誌】主編何炳松向全國教育界徵詢『讀經』的意見。次年五月，【教育雜誌】將收回的七十餘篇文章以專輯的形式推出。其中收錄了時任無錫國專校長唐文治的意見。唐文治說：
　　竊維讀經當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豈有滅亡之理？余謂朱說良然。吾國經書，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民性，和平民氣，啟發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非讀經不可。
　　在唐文治看來，經書爲國家的根基，可以團結人民、提高素質、開發智慧，創造和諧社會。
　　1942年,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朱自清，寫成【經典常談】，此後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見六十多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意識到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衝擊的問題，擔心中國人走向世界時會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爲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自有著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六十多年來，【經典常談】也成了人們習讀經典的經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請84歲高齡的錢穆作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系列講座。在講演中，錢穆指出：有七部書是『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他說：我們今天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應該讀四部書：一部是【論語】，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莊子】。讀了這面，還應讀那面，這就叫『一陰一陽』。又說：這四部書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讀後代的，則我再舉三部。一是禪宗慧能的【六祖壇經】。第二部是朱子選的【近思錄】。第三部是王陽明的【傳習錄】。拿唐朝以下的三部，匯合上戰國時代的四部，可成爲中國新的【七經】。
　　錢先生終生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其所【七經】說，乃其一生的讀書經驗之所得。
　　錢穆高足余英時，長期在美國大學執教。上世紀末，作【怎樣讀中國書】，主張讀傳統經典，提倡『舊書不厭百回讀』。該文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思考。他說：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爲最後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之類。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於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
　　我們注重傳統經典的閱讀，或許源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所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感。然而，在美國，習讀經典名著，特別是習讀傳統經典，同樣是受人關注的話題。早在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就創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的必修課。前者致力於提供一個歐洲文學名著的標準選目，後者提供一個哲學和社會理論名著選目。美國【紐約】雜誌的電影評論家大衛・丹比談到母校堅持開設這類課程的原因時說：學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費主義和平庸趣味的污染從來沒有遠離過這些經典著作名單。學校試圖通過它組織和教授這兩門課的方式驅除這種污染。首先，閱讀常常是艱澀的，對當代的學生來說尤其如此。這是對西方傳統的極度尊崇，而且校方堅持認爲它是必要的。……它們應該成爲每個人的教養的一部分。
　　這個人48歲回到母校選修『文學人文』與『當代文明』這兩門課，重讀西方經典。對此他說：媒體給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變成了瞬息萬變、十分不穩定的東西。『我擁有信息，但沒有知識』，『嚴肅的閱讀或許是一種結束媒體生活對我的同化的辦法，一種找回我的世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