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批評的價值和意義(3)

  來源: 北方教育

將修辭提升到哲學本體的高度，將修辭看成一種話語實踐，看成是對真理的認識和表現，實際上也會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文學的意蘊和表達有新的認識。修辭批評在近代西方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之所以被放逐，被貶低為實用批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不能從哲學本體的高度認識修辭，把修辭只看成是一種美文辭，一種形而下的語言技巧，一種與表達內容無關的東西，否定修辭像邏輯一樣，也體現了人的思維本性，具有認識和表現真理的可能。而從哲學高度認識修辭的本性，修辭就不再是一種與表達內容無關的形式技巧，而是與邏輯一樣，是人們認識真理、表達內容的重要形式。有論者說：『修辭的本體性質在邏輯語言終止的邊界上才開始顯現的，並與邏輯語言構成並列對應的兩個表達向度，』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這也就是保羅・德曼所說的『修辭功能突出於語法和邏輯功能之上的語言運用』。在邏輯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有修辭，修辭與邏輯構成了人類思維的二元對立與互補，修辭不像邏輯那樣具有思維的確定性，指向文本的確定意蘊，而是更多地指向文本的不確定性意蘊，這種不確定性也可以說是開放了邏輯認識的邊界，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生活和體驗生活提供可能。修辭的這一特點，也正說明了「它與文學的姻緣關係。文學具有隻可意會和不能言傳的特點，具有信息的隱藏性和飄浮不定的特點，這正好切合修辭的表達。修辭可以說是文學的根本特徵，正是因為有修辭，有對文學語言修辭特徵的認識，人們才能從熟知和習見的常規思維中突圍出來，以一種新的感知和思維的眼光來看待文學，更好地理解文學的意蘊。


　　從修辭批評角度來理解文學和文學性的問題，還包含着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我們可以避免許多有關文學本質命題規定的無謂爭論。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從語法邏輯的角度，習慣以一種確定性的思維方式，把許多本應屬於修辭學意義上命題，理解為邏輯意義上的真命題，真陳述，結果導致許多無謂的爭論。比如，『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就不屬於語法邏輯意義上的真命題，而是一個修辭學的命題和陳述。如果按照羅蒂的說法，它也可以說是建立在西方哲學鏡像式思維傳統基礎上，是一種隱喻而非真實的陳述。艾布拉姆斯以『鏡』與『燈』的兩種隱喻性說法來概括西方批評的傳統，『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顯然是屬於『鏡』這一文學的隱喻傳統。我們說『文學是生活的反映』，實際上是假定了這樣一個前提，即我們可以鏡子般的心來準確地再現和反映現實。這一命題，如果站在修辭學的立場上，以『反映』為喻，說文學可以像鏡子一樣去反映現實，在文學與生活、主體與對象之間建立一種可能的或者說或然的關係，是可以的。但並不能因此從邏輯上嚴格界定文學，把文學只看成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如果按照法國新修辭學和比利時列日學派修辭學中的零度和偏離理論看，任何話語陳述都可以看成是對作為零度形式存在的語言系統和規則的偏離，都具有某種『示差性』，那麼『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的這一陳述本身就包含對所指稱對象的偏離，絕不能說提出『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就等於把文學的功能只局限為反映生活和準確地再現生活。弗萊在談到到西方人最重視的『隱喻』修辭格運用時說：『隱喻從語法上確認A即是B，但同時又提示，誰也不會愚蠢到竟然相信A的確等於B。因此，「A是B」這個陳述既不是邏輯的，也不是反邏輯的，而是對應邏輯的。』『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說法，我們都可以看成是一種隱喻的說法，從修辭學而不是從邏輯學意義上理解。『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隱喻修辭，它說明文學與生活，與意識形態之間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但決不能簡單到『是』與『不是』的關係上。如果要從邏輯意義上理解，也應如弗萊所說，它既不是邏輯的，也不是反邏輯的，而是與邏輯相對應的，用保羅・德曼的說法，可以看成是對邏輯的突破和補充。這些命題最終所揭示的意義應該是文學與生活、與意識形態之間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的辯證關係，而不是將文學與生活，與意識形態等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