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

百度

搜狗

360

搜狗

谷歌

搜狗
查看: 5108|回復: 1

[文学研究] 韩愈贬赴潮州取道何方

[複製鏈接]
沙舟 發表於 2012-5-7 15:4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李 菁

  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即刻出京赴潮。从长安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岭南,走哪条路对当时的韩愈来说最为妥当?我们根据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赊”(《次邓州界》)、“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过南阳》)、“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题楚昭王庙》)、“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泷吏》)等诗句所述,可知韩愈选择的是商山路。具体而言,是出长安后向东南行,走西京至蓝田间驿道,复转蓝田、武关驿道;再向东南入邓州,南下过襄州;经荆州渡江,南下过岳、潭、衡、郴等州,然后越岭至韶州,最后由广州东行,抵达潮州。从京城至岭南,一路上涉江渡湖翻岭过海,倍极艰辛,因此,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至为关键。里程是否相对少,路面是否平靖,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如路途是否熟悉、沿途是否可能有友人接待等等都是应当尽量考虑到的因素。那么,在当时严诏急谴之下的韩愈,为什么会选择商山湖湘路作为他的赴潮路线呢?
  唐朝水陆交通发达,驿馆制度也比较完善,大约每30里设一驿站,全国水陆驿计1639所。驿道、驿馆虽专为官中信息之传递而设,百姓亦可依以遄行。时交通之便达有资料可证,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所以,从京城南下岭南,在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可供选择的路线就大方向而言至少有两条:
  其一,取两都间驿道。出长安而东,沿渭水,出潼关,由陕州而东,离开黄河,偏南行至洛阳,再经运河南下。长安洛阳之间的两都驿道在唐朝乃全国第一重要驿道,成熟、完善而且路坦易行。该驿道沿途有驿馆约30个,行宫约19个,来往于两京之间的唐代帝王、百官、举子、商人和游客频繁穿梭的身影常可见于此途。两都间驿程,计约835里(本文所记各地之间的驿程里数,均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其二,取蓝田至武关驿道即通常所谓商山路。先由长安东南行,溯灞水东侧,至京畿道东南隅之蓝田县。过蓝田关后,东行数里,穿越京兆府与商州分界线之秦岭。此段路途先缓后险,行走较为艰难。尔后便进入商州境内的丹江上流,再沿此道前行,经商州,出武关,至邓州而南行。这条从长安至汉水江畔的襄阳,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路线因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被称为商山路。
  这两条路线是长安至淮南、江南、山南、岭南的必由之路。而要前往潮州,这两条主线又可分出几条支线来。如取两都驿道东至洛阳后,可以先南下汝州,再折向西南至山南东道的邓州,然后取荆襄、湖湘南下;另外,也可以从洛阳东经通济渠至汴州,沿汴河自东南而下,入淮后顺淮水转至邗沟,在扬州渡江,再沿江南河抵杭州,然后折而西南,经歙州或衢州西至饶州,从洪州南下,取虔州大庾岭路至岭南。相较而言,这两条支线中,自洛阳转经荆襄南下似乎不太有必要,因为这条路线除了比蓝武商山道平坦易行外,并无更大优势;而从洛阳经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南下岭南,倒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在各段河床都畅通而且周边未发生兵乱的前提下,取道运河北上南下出入两都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
  隋唐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是流经河南道的汴河,又名通济渠,修建疏通于隋炀帝时期。唐受隋利,大力发展汴河航运,使之不仅成为沟通富庶的东南地区和两京的经济要道,更因其航行的便利和安全,吸引着来自巴蜀、江淮或闽中甚至岭南、安南的商、客船,不计远近,经由此道。在唐人诗文及传奇作品中,诸如“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王建《汴路即事》)以及“汴水月明东下疾”(许浑《送王总下第归丹阳》)等文人取道汴河的例子俯拾即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指唐)实受其利焉。”所指亦即唐代汴河交通之盛况。
  但是,汴河线也存在致命的问题,一是河床常淤塞不通,需要不断地及时地疏治;二是容易被兵家控制,或因兵乱而被阻,尤其在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情势严峻之时。如穆宗长庆二年,汴州发生兵乱,汴路阻遏不通,而白居易偏在此时受命为杭州刺史。因此,他只好缘蓝溪,出蓝田关,取襄州路赴任,所谓“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说的就是由两都驿道→运河线改走蓝武驿道→荆襄线了。另外,即使没有这两方面的问题,运河线在经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抵达江南东道的杭州后,转而西向,经由歙州或衢州至饶州,再取道洪州,经吉州,从虔州过大庾岭至岭南,绕了个大圈,里程比蓝武荆襄线长得多,路途之遥,近8000里。因此,两都驿道→运河线虽有汴河、邗沟、江南河之便,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时间允许而游兴又浓的话,走这条线的行人还是不少的。如元和三年十月,李翱被岭南节度使杨於陵辟为从事,次年正月自洛阳南行赴任,走的大致就是这条线。其《来南录》一文详细记载了沿路经行情况:“(四年正月)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乙巳,次汴州。……又二月丁未朔,宿陈留。……乙酉,次宋州。……丙辰,次泗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辛未,济大江至润州。……壬午,至苏州。……戊子,至杭州。……辛丑,至衢州。(四月)庚寅,至信州。……辛丑,至洪州。……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辛未,上大庾岭。……六月乙亥朔,至韶州。……癸未,至广州。”他一路上游山玩水,好不尽兴,然而路途遥远,费时苦多,从正月庚子(二十四日)至六月癸未(初九),花了足足四个半月时间。除了在各景点游览停留及与友人欢会占用的时间之外,花费在途中的就有三个多月。就官、商、僧、道、举子等各色旅人而言,一般情况下,时间这般宽松能够如此悠闲的,虽然不止李翱一人,但恐怕也不会太多。而从长安出发,走八千里路南下潮州,至少对于当时戴罪之身没有闲暇舍近求远的韩愈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从长安出发,如果走商山路,从蓝田至武关驿道即商山路向东南而下,情形又将如何呢?商山路在唐代是京城连接东南、西南广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都间驿道,是全国的第二驿道,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曾明确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卷六一)而中唐以后,沿汴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兵乱所阻,商山路地位因此更加突显,前举白居易赴杭州不得已改道即是一例。所谓“商山驿路几经过”(韩琮《题商山店》)、“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王贞白《商山》),足见这条路在当时的热闹和重要性:唐代举子蚁趋京城求取功名者,常经此途;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岭南者利其捷便,也多选此道。
  经商山路继续向东南行,进入邓州;再由邓州南下襄州后,这条线也可分做两条支线。一是由襄州南下江陵,渡过长江后至岳州,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湖南全境,溯湘水而上,向南先后经过潭、衡、郴三州,进入岭南;再由韶州南下广州,从广州东抵潮州。这条线不妨谓之湖湘郴州路。第二条支线是由襄州向东,经随、安、沔三州,渡江至鄂州,再顺江东下至江州,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江西全境,溯赣水而上,向南先后经过洪、吉、虔三州,再翻过大庾岭至潮州。这条线可谓之襄鄂虔州路,其后半段与两都驿道→运河线→岭南后半段完全重合。两条支线都兼有水陆驿路,从行走险易程度看,都不免逆水而上的艰难;从里程方面考虑,湖湘郴州路约为5810里,襄鄂虔州路约为5625里,距离相差也不是太大。所以,大致可以据此推测,一般情况下南下岭南选择这两条支线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樓主| 沙舟 發表於 2012-5-7 15:41 | 顯示全部樓層
  那么,对于韩愈来说,既然两都驿道→运河线不太可能在考虑范围内,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又将如何取舍呢?是年韩愈离京赴潮,乃以左降官身份负谴罪而被逐。按唐令规定,左降官被贬之后要限时发遣,不得在京耽搁或在沿途州县逗留。如玄宗天宝五载,因为左降官“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而加大了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责令“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唐会要》卷四一),以至于“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通鉴》卷二一五)。“驰驿发遣”、“驰驿赴任”等字眼此后屡见于史册,如德宗建中二年冬,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仍驰驿发遣”(《贬杨炎崖州司马诏》);永贞革新失败后,王伞⑼跏逦姆直鸨槐嵛开州司马和渝州司户参军,“并驰驿发遣”(《贬王煽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旧唐书・宣宗纪》)等等。当然,“驰驿发遣”、日驰十驿(一般行旅速度约为日行两到三驿)乃是对罪情严重的左降官而言,韩愈因上表急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以致被贬,罪非恶逆,罪情比之杨炎、王伞⑼跏逦牡热烁轻,因此虽被限时急遣,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但行速可能无须“日驰十驿”。
  尽管如此,敕令严急,作为戴罪之身的韩愈自当匆忙上路以求速达。“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仓皇之下,他选择了蓝田至武关驿道,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走,但却比东出潼关取道洛阳、运河更为近捷省时。尽管对于必须匆赴贬所的韩愈来说,选择了商山路,就必须在“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的飞雪苦寒的严冬时节,翻越“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的高山(《南山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之间,韩愈为什么取前而舍后呢?窃以为,韩愈选择前者,可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基于前文分析,韩愈赶往贬所,无须“日驰十驿”、日夜兼程,而是“乘驿赴任”(如韩愈有诗题为《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也就是计程而行,一路上勤赶路、少逗留即可。他出发半个月后,经过襄州宜城时尚能偷得些许闲暇游楚昭王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又,其赴潮途中曾作诗《泷吏》云“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昌乐泷在韶州乐昌县,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推算,乐昌县西北取郴州路至长安约3545里。如果从长安到乐昌费时六旬,那么,韩愈的行速平均应在每天60里左右,即日行二至三驿。这也说明,当时韩愈赴潮是匆而不迫的,因此,尽管湖湘郴州路比襄鄂虔州路略为远些,他仍有理由选择前者。
  其二,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曾因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而贬赴位于江南西道的连州阳山。从其时所作的《湘中》、《祭河南张员外文》以及后来的忆作《忆昨行和张十一》等诗中所透露的信息可知,当时他就是从长安东南行,出蓝武驿道、由荆襄溯湘水而上、渡湖经岭而至连州阳山的;且其后遇赦移江陵法曹参军以及半年后重返京城时,韩愈又再次沿这条路线北上。可以想象,重走这条曾经往返、已经较为熟悉的旧路,对于仕途人生再次受挫的韩愈来说,心理上多少是个安慰。
  其三,唐代贬逐东南或西南边远地区的左降官,多选商山一途;须南下岭南者,亦多溯湘水而上。如刘禹锡、柳宗元二人,一生两被贬迁,据尚永亮先生考证,永贞元年,二人一赴朗州、一往永州,皆经由蓝武驿道;十年后,他们由贬所返都,又再次经行商山路至灞上(《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除刘柳二人之外,终唐一代,曾在这条路上留下足迹的使臣或迁客实不可一二数。仅以初盛唐数人为例:武则天长安三年九月,张说配流岭南钦州,有诗《代书寄吉十一》云:“一雁雪上飞,值我衡阳道。”又,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中有句:“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称张说曾过岭经韶,见到张九龄的文章,甚为器重。由是知张说赴钦州,乃经行衡阳、韶州等地。中宗神龙元年,沈缙诔ち髦荩途中有诗《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知其南行道出郴州;两年后,他遇赦北归,复经韶、郴、潭等州,有《自昌乐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中有句“长沙遇太守,问旧几人全”)等作是据。中宗神龙二年夏秋之际,宋之问在泷州贬所遇赦北归,亦曾取道湘水,有诗《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为证;睿宗景云元年六月,他二次被贬,自越州长史任流钦州。他从越州北渡松江,溯长江而西至荆州后,南行经过潭州,曾游览岳麓山道林寺,并作诗题壁;又有《晚泊湘江》、《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游韶州广界寺》等诗,将其赴钦州路线清晰勾画。玄宗开元五年正月,张九龄罢职南归韶州故里,道中有诗《将至岳阳有怀赵二》:“湘岸多深林,青冥结昼阴。”知其此行取道湖湘;开元七年正月,张九龄奉使广州,有诗《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表明他在南归故里两年之后,再次踏上蓝武驿道赴岭南;同年秋,他从广州使回,循故道北返,有诗《使还都湘东作》为证。
  职此,既然商山湖湘线乃唐时自京城赴岭南最主要的路线,初唐以降各朝都有官员、使臣一度或数度往返于此途,韩愈还有什么必要舍此而他求呢?所以,虽然元和末年宪宗平讨藩镇取得了暂时性胜利,运河线一度得以平靖,韩愈仍然选择了商山湖湘路,远赴潮州。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关于我们| 桂ICP备2022007496号-1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

小黑屋|手機版|举报|网站地图|华韵国学网|国学经典

扫一扫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快速回復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