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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海洋 邢蕊傑
清代古文，以『桐城派』為最大宗，『桐城』而外，可與『桐城』抗衡，自成格局的，必推『陽湖派』。以惲敬、張惠言為領軍的『陽湖派』，其古文雖淵源『桐城』，而別拓途徑、克自樹立。但學界對『陽湖派』與『桐城派』之間的關係，對『陽湖派』在清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仍眾說紛紜，未有持平定見，尚待進一步探討。
欲厘定『陽湖文派』在清代古文史上的地位，須先從『桐城派』說起。『桐城派』方苞、劉大、姚鼐，前後呼應接踵，被稱為『桐城三大師』。方苞持說鼓吹在乾隆初，而到了乾隆末年，『桐城派』之名已經天下共知，影響所及，為古文者多向他們效仿學習：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曾國藩【曹文正公文集】卷一【歐陽生文集序】，四部叢刊本）
尤其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編成，『桐城派』的地位正式確立。此後『桐城』古文影響日大，直至清末而餘緒不墜。而『陽湖古文』的興盛主要在乾隆末年、嘉慶、道光間，若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張惠言赴京與惲敬定交為始，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李兆洛七十三歲辭世為訖，『陽湖文派』興盛近六十年，而此六十年正是『桐城派』披靡天下之時，那麼『陽湖文派』可以特然挺起，必然有突破『桐城家法』而能自我樹立之處，概括言之，可分三點。
其一，取法六經史漢，兼宗諸子百家的文學視野。『桐城派』古文家『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標舉『義理、考證、文章』，大抵不出宋儒範疇，故所為古文雖根柢儒術而具儒雅之格，而他們的敝處亦在拘束宋儒，其下者常乏性情，格局極為逼仄。『陽湖』作家察其弊端，矯以深廣宏通，矯以『性情』，拓展了古文寫作根柢、取材的路徑。惲敬的策略是根柢儒術而兼綜百家，其古文頗有縱肆之氣，雖出於『桐城』，而與『桐城』古文的風格迥別；張惠言以道統自任，為純儒學者，他對於『桐城派』的突破，在於超出宋儒框范，直溯六經，揭櫫文章本源，並且其古文濡染性情，往往搖人心魄，也與『桐城』異趣；李兆洛古文風格以『溫潤縝密而有玉德』為主，已是突破宋儒遠接經典，而其論文主『性情』，文章所擅長亦在『性情』，更是跳脫『桐城』界范，自然不似『桐城』；陸繼輅一生為多情之文，論文主『意內而言外』、『自竭其才與識』，對『桐城派』古文甚至頗有微詞（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一四【刪定望溪先生文序】，清嘉慶二十五年合肥學社刻本，版本下同），其多情近張惠言、李兆洛，其論文主『意內言外』同於張惠言，這已經破出『桐城家法』，則繼輅固非『桐城』門人。
其二，駢散融通的文學創作思路。自韓愈等提倡『古文運動』，天下響應，古文稱為正宗，厥後雖有晚唐的再興，又有宋人如歐陽修、蘇軾在駢散溝通方面的努力，但駢體文與古文已『隱然如敵國』（同上卷一四【與趙青州書】），遭人抑斥，則是事實。至清，雖有所謂駢體復興，而古文正宗『桐城派』則謹守『家法』，對駢體也持貶抑態度，梅曾亮甚至以『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所措』（梅曾亮着，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峴山房詩文集】卷二【復陳伯游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相貶斥，而『桐城派』古文傳衍而下的另一弊端正在於確守古文統緒，致使古文易趨質木死板、枯燥瑣屑。『陽湖』古文家除惲敬駢體創作略少，其餘多可稱駢文家。以代表作家而言，張惠言為純儒學者，而駢體大賦、騷體賦、小賦俱稱名家，其古文以賦法浸潤，博通流轉，是講『駢散融通』；李兆洛輯【駢體文鈔】三十一卷，力倡『駢散融通』，其文駢散往往不隔，散中有駢，駢中有散，【駢體文鈔序】、【姚石甫文集序】、【馬瑙泉別墅記】、【歲寒堂夜課圖記】諸篇，絕不沾染『桐城』氣息而俱可稱為駢散交融的佳作；陸繼輅【與趙青州書】以『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立論，已辯明『江、鮑、徐、庾、韓、柳、歐陽、蘇、曾』（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一四）諸家，不應歧而為二。『陽湖』諸子以張惠言、李兆洛、陸繼輅為代表，主張並在文學創作中實踐所謂駢散交融，在『桐城家法』之外另闢途徑，亦是拓展了古文創作的思路。
其三，以學濟文的文學創作策略。歷來論者對『桐城』古文弊端的批評，有一方面即是集中在『桐城』作者的『空疏』不學上。如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衡鑑清代學術，在論及『桐城派』宋學與以吳、皖兩派為代表的漢學『樹敵』時說道：
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桐城巨子，曰方望溪、姚姬傳。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屍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
對『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學術造詣大不以為然。又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以『空議』、『空文』、『空疏』論『桐城』古文家之不學云：
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於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敘事貴簡，或本末不具，合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內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於陽湖、金陵，又數傳至湘、贛、西粵。然以空疏者為之則枯木朽D，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
事實上，正是因為『桐城』古文家過於專注宋儒學說，思想為其所拘囿，往往染有空疏不學之敝，他們標舉的『義理、考證、詞章』之說，在淺薄者那裡往往徒有其表。而『陽湖派』諸家恰能以實學矯『桐城』之『空疏』，使得古文創作趨於沉實。如其代表人物惲敬，兼治百家，特別擅長經濟之學，美國人艾爾曼甚至認為他是『實際上完成了莊存與轉向公羊學的政治目標，標誌着今文經學的形成』的重要人物（艾爾曼著，趙剛譯【經濟、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張惠言為一代經學大師，是清代【易】、【禮】學的重鎮；李兆洛與常州今文經學大師莊存與被魏源稱為『並世兩通儒』（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尤其長於地理之學；陸繼輅雖然不以學術名世，但他在金石考證與方志學上的成績，也是學界公認的。他們的學術造詣融潤於古文創作，惲縱肆而有據，張博通雅潤，李如前所述『溫潤縝密而有玉德』，陸則婉摯多情而『按之皆有物』（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卷二【崇百藥齋詩文集敘】，道光二十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確乎在『桐城之風』外，別有另一種風格、境界。
綜上可知，『陽湖派』從文學創作的取徑、文學創作的思路與創作策略等三個主要方面，成功地實現了對『桐城家法』的突破，再結合諸人的創作實績，真可謂別闢途徑、自成格局。那麼『陽湖派』在清代古文史中亦須有相應的地位。
論者言『陽湖派』地位，多將其放置在與『桐城派』的比照聯繫中，來進行考察論定，而眾說紛紜。排比諸家意見，可分兩大類。一類持『陽湖』、『桐城』各有淵源、各自成派之說，以姚華、蔣逸雪為代表，占少數。這一類觀點過於強調『陽湖派』與『桐城派』的不同之處，而忽略其對於『桐城派』的繼承學習，未為公允。另一類認為『陽湖派』實出於『桐城派』，占大多數。這一類觀點若細分，又可分三小類。
第一，『陽湖』不過『桐城』之後續。以徐珂、劉師培、郭紹虞為代表。這類觀點，其長處在揭出『陽湖』、『桐城』兩者間淵源，短處在僅見『陽湖』之於『桐城』的繼承，而不見其對於『桐城』的突破，亦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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