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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人所知所行的多數決原則(MajorityPrinciple)，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觀念，當然是西方的舶來品。但神州萬裏，往史千年，中國人的頭腦中就從未萌生過類似的思想嗎？
前些時候，讀到美國政治學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數決原則的歷史】(1926)的譯文(張卓明譯，載【法史學刊】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觸發了我的聯想和探索，遂對中國古史中的多數決問題作了初步的文獻搜尋。因為研治之日未久，積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課題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慮到問題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問路。
研究史的回顧
對於中國古典民主問題的追溯，學界並非一無所論，但大都着重於思想層面，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規則方面――多數決問題，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個盲點。以我個人的涉獵，則僅知有以下數人而已。
嚴復1903年所譯英人甄克思(E.Jenks)【社會通詮】(1900)一書，有『國家之議制權分』一章，對多數決有專門討論，稱之為『從眾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國家議制之權，則必先有一法焉，而後有以行其制也，則從眾是已。夫從眾，今日有議院之國所同用也。雖然今同，而雲古即如是，則不可。古之民不識從眾之義也……議院之從眾，僅始於近古，前夫此者，未嘗以眾同為決議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認為，即使在西方，多數決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嚴復亦承其義，在按語中表示：
宜乎，古之無從眾也！蓋從眾之製作，必社會之平等，各守其軫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資格價值而後可。……即今中國，亦無用從眾之法以決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會有一種『譁噪之選舉』：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書名投匭也，眾各呼其所舉者之名，為譁噪，所眾舉者，其聲洪以聞，所寡舉者，其聲微以弱，此其以眾蝕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戰陳之行列，而料簡其人數，此亦古法也。
通過雙方呼聲的大小以分勝負，是為吶喊(shout)法；通過分行計算人數的多少定勝負，是為分列(divide)法；兩者都是多數決的原始形式。這就意味着，多數決原則雖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卻不能說僅僅是近代西方的產物。
以西方民主觀念和制度為參照，發掘本土相應的史跡，是近世以來中國思想家一種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啓超作於1896年的【古議院考】是如此，作於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書中引用了【左傳】所記欒書(武子)的對話，並說：
……讀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對於『多數取決之制度』，作何等觀念。多數取決，為現代議會政治一鐵則，良無他道足以易之。……欒書之言謂兩善相均則從眾，果能如此，真可以現出理想的好政治，獨惜言之易而行之難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論』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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