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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至於什伍所轄士兵的種型和原來的身份，【備城門】篇中兩條『示範性』的規律都有說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應作上）樓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御）。』如果敵人大舉進攻．無論師眾多少．只能分四路進攻．屆時守城兵士不過『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應之。』可見戶籍是兵農不分軍民合一的。什伍戰時與平時的成員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間必有密切的聯繫。從【韓非子】和【史記】相關詞語及注釋揣測。什伍之制應該自始即逐步推行於全國的．其最初主要動機是爲防止人民違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適宜的組織單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時較戰時更爲根本。所以【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的綜述相當正確．唯一需要糾正的是什伍和連坐不始於商鞅．而始於19年前的獻公。這應該是合理的論斷。
由於秦簡中尚未發現戶籍原件。其具體形式尚無法確知。但張金光在其廿餘年心血結晶的【秦制研究】對秦戶籍特色及其主要意義有扼要的解說和評估：
……秦戶籍爲戶，役冊合編．戶籍同時是應役者的徭役檔案。此制爲漢及後世所承。……秦戶籍，就其內容而言，爲綜合體式，詳於籍注，……凡國家治術所掌握的每一個人口的一切狀況、家庭關係等等。盡在戶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統理庶政。秦所開創之戶籍實爲人籍之綜合百科人事檔。是國與家最爲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爲國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編籍與『相伍（即編戶）』相爲表里，相互爲用。戶籍組織與社會行政編組是統一的，以縣系鄉。以鄉系裡，以里系伍．以伍系戶．以戶系口。這便構成了以秦戶籍爲綱的一條完整的系術繩索。
從社會及政治觀點，獻公的戶籍改革既徹底掃除傳統鄉遂國野的區分．又奠下走向統一集權國家的通衢大道。
參與初步推廣縣制
秦爲增強新征服的邊區衝要之地設縣。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後，【史記】之【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僅記有厲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縣頻陽（今陝西富平縣東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縣陝（今河南三門峽西）。獻公朝【秦本紀】只記有二年（前383年）『城櫟陽』，但因【集解】引徐廣『徙都』之說，引起不少近代學人誤會。實際上獻公決心設置具有國防意義的縣，始於即位後的第六年（前379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再五年後才『縣櫟陽』。
近年考古發掘證明即使築成重要國防和經濟基地的縣以後．櫟陽城垣面積和建築規模還是遠遠不能與都城雍和未來的都城咸陽相比。按常理推測。當獻公決意興建一系列的縣以爲軍事根據地時。必有墨者精英及軍事工程技術專家參與籌劃及領導。
推動【尚同】理念的實踐
另外。尚須推測評估墨者對獻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實踐方面的影響。
自宗師墨翟始，散於列國的弟子以專長論可分爲三派：『論辯』者遊說從政，『說書』者傳播學說，『從事』者制器守衛。『從事』派的墨者固爲獻公所急需．然『論辯』、『說書』之傑出者亦決不會錯過赴秦人仕的黃金機會。另方面『從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師的中心政治理念與實踐的原則、方法和步驟。飽經滄桑的獻公深明富國強兵有賴政治、社會、經濟力量的乎行發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廢除殉葬舊俗。七年『初行爲市』，十年即『爲戶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間只有外來的墨者．除技術專長外．還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則與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誦『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的歷史教訓。筆者相信獻公之所以自始即決心邁向政制一元化的嶄新大道是與墨者一再闡發【尚同】精義分不開的。此項推論的合理性．反射於一個多世紀後荀子的視察和評估之中。
【荀子・疆國】：
應侯（范睢）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人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范睢於公元前266年封爲應侯，卒於前255年。荀子親自觀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風民俗．豈不是百年後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實現的最權威的見證嗎？荀子這著名的論斷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勝』的『四』應改爲『五』．因爲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獻公才符合本文考證的結果。總之。從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實反思．獻公朝確是轉弱爲強的樞紐，而促成這種演變的核心力量卻是來自仕秦的墨者。
結論：秦墨的命運
兩千多年來哲學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過於墨子學派何以從顯學倏忽衰微淪爲絕學。20世紀前半論者有胡適、梁啓超、錢穆、方授楚、陳柱、郭沫若諸家，但『在解釋墨學衰微問題上，言之成理的說法少，似是而非的議論則太多．這反而防礙對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簡要的析論：
（1）墨子理想過高．難爲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徵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後，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係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係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這是因爲戰國期間主要國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種專長被分配到官僚機構中的不同部門。事功雖有冊籍可稽．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秦墨最無法抗拒的是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蕩．不能也不容逃脫。事實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後業已完全消融於此洪流了．從理論及事實觀點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詩書百家之禁，墨者已經完全消聲斂跡湮沒無聞了。
由於墨學衰微。墨者無聞已久，司馬遷撰【史記】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於【孟子荀卿列傳】之尾：『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然而他的【六國年表】序秦獲『天助』說還值得我們玩味。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一語．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於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 Et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後』兩字，事實上等於默認獻公對變法圖強已經爲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後世讀史者往往會遇到這類傳統論史的表達方式的。再則通過本文的多方考證．史遷所講的『天之助』無疑應該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歸之於特殊因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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