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君主論探析(7)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法家極端認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戰國時期社會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人的社會流動性和地域流動性大大增強，文化的多元性空前絕後。這是最大化實現個人價值的絕佳時機。文士、武者、政客、大小君主都在竭盡全力使自己的夢想成爲現實。作爲當時社會精英層主體構成的士人和政治家的行爲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當時，從強大的實力國家，到地貧人寡的蕞爾小國，君主都想方設法招賢納士，對智力資源的爭奪異常激烈。知識的載體――士人也奔走各國，朝秦暮楚，到處兜售自己的學說，力圖成爲天下顯學，從而指引現實政治的發展。當我們仔細辨析這些智力資源時，發現它們的核心都是政治思想。『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當時『學術繁榮』的真正內容。單一的政治思想繁榮是一種虛假的學術繁榮；它只會推動政治理性的發展。而對人類發展有終極推動意義的科學理性是不會從這種繁榮中誕生的。
    作爲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法家從來都沒有高看過這場所謂的學術繁榮。不管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清虛自守』，還是農家的『播百穀、勸耕桑』，無論其帶有多少學術思辨的味道，都無法掩飾力圖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的個人功利色彩。與其遮遮掩掩，不如明明白白把人求利的本性公諸於眾。這種誠實也許會讓自己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給個人政治理想的實現以切實有效幫助的只有君主。所以法家斷然拋棄了儒家那種形下依賴、形上制約的曖昧的君主論，也拒絕了道家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而明確地與君主絕對認同。這種認同就是承認君主地位及其統治的絕對性。同其他思想家一樣，法家也清楚地感覺到在混亂無序下悄然運行並越來越強勁的整合趨勢。他們深知每一個實力國家的有爲君主都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爲有著無尚尊嚴和絕對權力的偉大人物，使自己成爲這場整合的領袖。面對君主的這種心態，法家知道任何對其絕對地位的反對、懷疑，甚或只是一種不那麼積極熱烈的贊同，都有可能招致君主的猜疑、疏遠，甚至無情的打擊。那麼，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論證君主統治的合法性，就一定會博得君主的青睞。這既滿足了君主的需要，又爲思想家自我價值的實現提供了切實的幫助。法家是人性本利的鼓吹者，更是才智交易的實行者。在君主地位的歷史和哲學證明完成後，君主自然而然的成爲人間交易的中樞。如何使這個中樞能夠有效運作，法家又爲此設計了完整的方案。
    這套方案可以簡單歸結爲『法、術、勢』。按照一般的說法，『法』是成文法律、行政制度和刑罰措施；『術』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權術；『勢』是君主的絕對統治權。先秦法家諸子中，對此三項內容各有側重，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則綜合三家，使其成爲一個整體，完成了法家君主論的全部設計。
    勢處在方案的中心。韓非把勢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法家從哲學上論證了『君道同體』，所以『道無雙，故曰一。是故君主貴獨道之容』72。貴獨就是貴勢。勢是君主存在的根本保證。韓非說，象堯這樣的聖人，不能夠影響自己的鄰居；象桀這樣的殘暴之人可以把自己的意志推行天下。這不是因爲桀比堯賢良，而是因爲堯『位卑』，不過是一介匹夫；桀則『勢重』，是天下之主73。一句話，桀擁有統治權。法家的其他著作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74；『權勢者，君之所獨之也』75，等等。
    由於人性本利，人追逐欲望的實現是無限的。在這種本能驅動下的人如同猛獸，難以制馭。如何把這群『猛獸』趕到君主的軌道上來？法家認爲『勢』可以擔此重任。『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76；『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77。只要君主保持著強有力的統治權，即便臣下追逐個人利益的欲望再過強烈，他也不得不有所收斂。如果他的個人行爲偏離了君主統治的軌道，等待他就只能是嚴刑重罰和無情殺戮。但這種壓制並非要消弭欲望，或是追求什麼人性改造。聰明君主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時刻把握人性本利的原則，在自己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不斷地撩撥臣下的欲望，讓他逐漸地完全依賴自己。『若如臣者，尤獸鹿也，唯薦草而就』78。臣子們不過是群奔走覓食的小鹿，有草而駐，無草而徙，本性使然。君主就是要圈定一片草場，讓它們吃好喝飽，最後爲己所用。在另外一處，韓非更明確提出了『畜臣』。『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79斬斷鳥兒的翅膀，讓它不得不以來馴養人生存，馴養人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塑造它；堵塞臣下實現個人慾望的通道，讓他們只能從君主這裡獲得利祿功名，君主就可以『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
    牧鹿人，『馴鳥人』就是韓非眼中理想的君主。他們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洞悉人求利的本性，對臣子進行一種近乎殘酷的控制和利用，使其成爲推行統治的工具。『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80。實現了對官吏的有效控制，治國就算成功了一半。
    『勢』有如此強大的功效，但它並不具備永恆性。因而必須通過具體的手段予以保持和強化。這些具體的手段就是『術』與『法』。
    『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81。『術』就是君主暗中控制臣下的種種手段。只要能有利於君主的統治，監視、偷聽、揭發、暗殺等等卑劣已極的做法都可以使用。如果不能很好地運用術，君主的地位就會有危險，『威勢輕而臣擅名』82。：『術』甚至成了判別君主是否高明的標準。高明的君主，『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不善於用術的君主，『身雖瘁J，猶未益也』83。推行『術』的關鍵在於一切都要在暗中進行，不能露一點聲色。『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84。君道一體，道主虛主靜，無爲無不爲。所以君主也應該在現實中使自己有一分神秘意味，『無見其欲』，令臣下無從揣摩，不得不時刻小心謹慎，唯恐稍有不慎招致殺身之禍。
    對『術』的強調突出地反映了法家君主論反人道的一面。爲確保君位、加強統治而不擇手段的做法，歷史上幾乎每一位君主都實踐過。但把它作爲一種理論而公開鼓吹的，恐怕也只有韓非一人了。不過他也很清楚，術再過重要，也只能是統治術中的暗流和輔助性手段。能確保君主統治長久不衰的只能是一套完善的制度；這就是『法』。
    法家是最強調『法治』的先秦思想流派。【管子】中說，『威不二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86；『故法者，國之權衡也』87。法對國家的治亂興衰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那麼天下就能『大治』88。『法任而國治』89，『法』與『治』是一對因果關係。就這些論述來看，法具有一種普遍的制約作用。它要約束的不僅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這爲法家君主論塗抹上一層平等的色彩：似乎在君主的絕對統治之上還存在著一種更高級的力量左右著君王。甚至一些學者認爲，法家的這種『法治』主張雖然不具備近代民主意義上的法治精神，但已經比儒家的『人治』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