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君主論探析(4)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在孔子的時代，儒家君主論看重的是對君主思維上的改造。至於治理國家的具體方案，則會隨着道德修養的逐步提高自然而然地產生。到戰國時代，為了生存和進一步的發展，大小國家的君主都在尋找行之有效的治國術。孟子在對儒家治國理論進行哲學強化之後，也提出一套方案，力圖把理論轉化成現實的政治。
    孟子認為，只要能夠切實推行他所設計的『仁政』，不管國家大小，就一定能夠『王天下』，『地方百裏而可以王』20。那麼，如何推行『仁政』呢？『夫仁政必自經界始』21。這裏包含兩層含義。首先，孟子不是一個迂腐的道德萬能論者，他知道現實的政治必須有一個實際的起點。儒家政治的起點和落點都在人。人性本善，但這並不意味着善的永恆。善性需要一定的物質予以確保和維護。『無恆產而有恆心』的『士』22是存在的，但他們是些為數極少、天性堅強、帶有一絲宗教氣質的天才。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23。要使民本心永恆，就必須讓民有『恆產』，『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24。要滿足『養生喪死』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農業社會中，土地是最直接、最穩定的手段，所以，『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再者，當時的社會秩序混亂異常，社會財富失去了良性循環。財富向少數人手中的積聚甚至影響到許多平民的基本生活。呈加速度發展的貧富分化成為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有鑑於此，孟子把一種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公諸於眾25。其目的在於，一方面通過土地的合理分割，滿足普通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另一方面，試圖通過這種規範化的土地制度，限制土地的過度集中，使財富流動合理化，並在此基礎上，使社會走向有序。許多研究者對孟子有關井田的論述多不以為然，認為他的言詞太過理想，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異。在這裏探討孟子的言論與歷史事實有多大出入是毫無意義的，我們需要的是透過孟子的這些言論所表達的儒家的共同認識：一種經濟上的相對平均主義。儒家自始至終都反對人對財富的過度追求，而對各安其業的小農經濟一往情深。穩定的小農經濟帶來一種和緩的社會節奏（gentle pace）。在這種節奏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不會出現劇烈的波動。社會財富在一片平和之中緩慢積累，最終實現普天之下的共同繁榮。確保人民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最大限度地保證其耕作和出產，是實現這種穩定發展的關鍵。但是，當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超出了合適的度，這種平和就受到了威脅。儒家承認富甲天下的豪商大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始終沒有賦予他們過高的社會地位。儒家的做法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對這些富商的讚譽從而加強其社會象徵意義，勢必會激起人們追逐財富的欲望。在追逐財富的過程中，人的心態逐漸失去平衡，善良的天性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隨着天性的喪失，種種社會危機就會出現。所以儒家極力反對人、特別是作為人間楷模的君主過多的關注經濟利益，『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26。
    儒家的這種認識源自它的社會秩序觀。儒家對社會的無序深惡痛絕。身處春秋、戰國這樣的動盪時代，他們懷着一種悲涼的心情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重建社會秩序。儒家的代表孔孟都是守成的（conservative），他們喜歡從對過去的審視中尋找對當代弊病的糾正。在他們眼中，時間賦予了傳統無尚的權威和尊嚴。上古時代粗糙的社會經濟和平靜祥和的社會秩序深深地吸引了這些天才的思想家。儒家由此得出結論：也許是社會經濟在滿足了人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後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今世的紛爭？這種有關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動間關係的模糊認識被引入到君主論中；它大大弱化了君主發展經濟的欲望。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強勢時代，這和儒家思想對君主發展經濟欲望的壓抑不無關係。
    不富國強兵，如何實現『王天下』的理想？孟子認為在保證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礎上，通過教化，『以善養人』27，把民塑造成為道德上的勇士，如此無敵於天下。教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孝梯忠信』、『明人倫』。在孟子看來，『善教』要勝於『善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28。得到了民心就得到了天下。孟子把國家當作一所龐大的學校，君主是教長。君主的任務就是引導人民葆有天性，並在實踐中把這種天性強化、升華。在這一過程中，君心和民心逐漸達成一致，憂戚與共，『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9到這一步，孟子的『仁政』就至善至美了。
    我們簡單地總結一下孟子的君主論。性善論是它的哲學基礎，由此派生出『仁政』學說。『仁政』開始於一種理想化的『井田』制度，最終通過『善教』達至完滿。把它和孔子確立的儒家君主論的基本內容對比一下，我們發現：性善論是『仁』、『德』在哲學上的完善；『仁政』是對孔子分散言論的總結，是一套具體的治國方略。『仁政』中的『善教』繼承了孔子重『禮』輕『刑（法）』的傳統；『井田』則賦予儒家君主論一個實際的物質基礎。
    自古孔孟並稱。在君主論上，孔孟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孔孟君主論帶有濃厚的人間理性色彩。他們眼中的聖王明君都是些起自民間的現實的政治家，他們身上具有的『神性』其實是高尚道德品質產生的人格魅力。這些『道德神』是完美人性的典範；只是由於時代的限制而給他們加上神的光環，以增加他們的號召力。孔孟君主論對人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他們強調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相信通過對日常美德的堅持和強化，就一定能把善良的本性應用到現實政治的方方面面。對人性本善的肯定，等於承認了人生而平等，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君權神授。這使得儒家君主論的理性色彩更加濃厚。沒有宗教神論的絕對，沒有禁慾苦行主義的偏執，也沒有功利主義對人性的貶抑，儒家君主論總顯得那麼平易近人，時時扣動我們的尋常之心。但在這種溫和之中蘊藏着嚴厲。對道德的強調意味着任何違背道德的行為都將受到相應的懲罰；對人生而平等的肯定意味着帝王地位的暫時性，一位現實君主道德品質下降之時，便是一位新的君主登上舞台的開始。儒家的君主始終處在道德的重壓之下；因為道德品質的提升是永恆的。同孔孟所確立的君主的理想類型相比，現實的君主只可能無限地接近他們完美的品性，而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達到和超越。一切都必須給道德讓路；治理國家所必需的富國強兵也不例外。因為君主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和對軍功的渴望都有可能造成本性的喪失，從而影響君主表率作用的發揮，最終導致整個國家偏離正確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