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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但是這裡存在一個永恆的悖論：神性和人性不可兼容。半神非神也非人，要麼成為人間的英雄，丟掉神性；要麼滌盡人性，成為天國的神靈。孔子內心深處隱約地覺察到這種神人間的絕對對立。但他為什麼還要把人間道德提高到無上的高度？因為他把眼光投向大地而不是天國。孔子關注的是人而非其他。他看到了亂世中大眾的苦難，看到了人心中善的特質，相信個人堅守這種善並把它推衍廣大，地上天國就會重現人間。孔子眼中的聖王明君就是這種有着博愛之心和濟世之志的人。這種人在現實中真的存在嗎？孔子堅信其有，他自己力圖成為這樣的人，同時努力改造現實的政治家成為這樣的人。可是他一生的實踐最終證明：他的這些主張是虛妄的。晚年他要『乘桴浮於海』的悲涼心境，說明了他的失望和無奈。『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他在失望之餘仍舊堅守的原則，因為他不願意承認人性的失敗。
至此我們對儒家君主論作一簡要的總結。儒家君主論簡單講就是：仁，德，禮，刑（法）。一位理想的君主，他有『仁』，就是說他愛人的本性特別強烈，對改善大眾的處境有宗教般的狂熱；他有『德』，就是說他願意通過加強自身修養，把善的本性發展到極致，成為道德的楷模，從而感化天下。在『仁』、『德』的基礎上，它通過『禮』和『刑（法）』來約束自身與臣民。禮和刑（法）都屬於制度層面的因素，其中禮是主流，刑（法）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謹慎使用的暴力工具，是末流。仁與德是向內的，屬於形而上的層面；禮與刑是向外的，屬於形而下的層面。這些儒家君主論的基本內容在孔子時代已經形成。後世儒家沒有從整體上超越這些主張，而是就其中的某一個方面進行了更加深入和細緻的探討。
（一）孟子：形而上的發展
孟子對孔子確立的儒家君主論的繼承和發揚主要是在形而上層面的。
孔子只是隱喻地指稱了人向善的本能。孟子則在哲學上明確提出了性善論，為自己的君主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
孟子說：看到一個小孩子不慎落入井中，我們都會勇敢相救，我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和孩子的父母相識，也不是為了要博得名譽，而是出於我們的本心。12這種本心是人皆有之的，是人類生而有之的愛心和同情心。毫無疑問，孟子的這種人類為善的本能（instinct）直接繼承了孔子『仁，愛人』的觀點。所不同的是，孟子的直白代替了孔子的隱晦。在孟子看來，這種本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原因。正是從這一本能中衍生出種種道德準則，而這些道德也成為人類必須遵循的不二法則。
孟子的主張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他所生活的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第一次整合前的大混亂深入發展的年代。這時候，實力國家間的爭奪異常激烈，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特別是隨着武器質量的改善和作戰技術的提高，戰爭的殺戮程度令人吃驚。幾乎每一次重大戰事都要付出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鮮活生命。而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先秦農業社會，人口因素對國家的治亂興衰有決定性影響。面對血淋淋的現實，孟子清醒地認識到：孔子的那種溫和而隱約的『愛人』的主張已經不合時宜，因為它對君主產生的約束力微乎其微。如果不能對君主的這種殺戮產生強有力的道德約束，那麼社會遲早要在征伐中崩潰。所以，必須把性善提高到至上的地位，將其絕對化。沒有愛人之心的人就不是人。任何一位有着正常智力的君主面對這一命題時，都不可能不對自己的殺伐行為有所顧忌。最終這一道德力量將迫使君主回到珍愛生命的道路上來。有人問孟子，什麼樣的人能統一天下，他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13愛人之心的有無對君主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只有那些具備仁愛真情的君主才是合格的領袖。至此，儒家君主論中的仁愛觀發展到頂點。
在對儒家君主論形而上層面的哲學改造完成後，孟子進一步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學說。
和孔子一樣，孟子仁政學說也開始於君主自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4孔子反覆強調加強個人道德修養，孟子則把這一問題簡化了。人性本善的觀點，賦予每個人一種先天的高尚道德品質。人的德性生就是完整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再去過分地強調道德修養。人所要做的就是保持這種善性，並把它發揚光大，在量上進行最大限度的擴充。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指的就是人善的天性；它『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講的正是這種天性的極大擴充。15所謂君主就是要恪守這種善行，推行與此相符的各項政策，最終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6
把性善論作為政治的出發點還有一種更積極的作用。人性皆善，在這一點上，人都是一樣的，因而人也都是平等的。普通人和現實的帝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誰能保有天性，並將其發揚光大，誰就能成為真正的統治者，『人皆可以成堯舜』17。而像桀、紂那樣喪失了天性，恣情肆欲，殘暴無常，即便貴為帝王，殺之亦可，『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18。性善論成為一把高懸在君主頭頂的利劍。它既可以成為君主征服天下的法寶；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斬落暴君的頭顱。從人民角度講，人民既可以據此對君主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好地改善自身處境；也可以此作為評判君主行為得失的標準，當君主的行為過分地偏離這一標準時，一種自下而上的糾正是允許的。在孔子那裡，對道德修養的強調，給君主帶來的是內心的隱約的緊張感。到了孟子這裡，緊張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君主感到的是一種時刻都能危及自身的現實的力量。性善論締造了一種奇妙的平衡機制。在君主擁有絕對神性的情況下，君主的力量來自天，他是天在人間的獨一無二的代言人。君主是完全主動的；民則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性善論改變了這種力量的對比。君主和人民的天性是完全一樣的。善性就是天性，擁有來自天的力量。這樣，原先被君主個人壟斷的天力一下子被打散了，散落到普天之下的萬民身上。君主面對的已經不是軟弱無力的草芥之民，而是千千萬萬個在本性上和自己完全一致，並且擁有現實政治力量的人。這種力量間的相互制約，迫使君主重新審視自身合法性的獲得，迫使君主為確保合法性而謹慎從事。君主對民的重視空前提高。『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9民、民心成為君主成敗的關鍵。先秦民論在孟子這裡有了跳躍性發展。對一種虛無飄渺的『善性』的強調竟然產生如此的後果，這不能不說是孟子對儒家君主論的巨大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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