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战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思想界大师辈出。几乎每一位大师都是百科全书派式的人物，他们把自己所属的学派推进到发展的最高峰，其成就令后人难以企及。但是当我们抛开百家纷争，仔细梳理这些天才庞杂的论述时，我们发现：“百家异源而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治”就是治理国家的完整设想。而有关君主问题的思考则是这些设想的核心内容。
在众多的论述中，占据着当时思想界主流，并且对后世政治产生切实而深远影响的是儒、道、法三家代表人物的主张。肇端于周公，由孔子加以系统整理，孟子、荀子秉承并发扬光大的儒家学派君主论，从“仁”的根本学说出发，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擘画出一幅有着高尚道德品质的圣王“德化天下”的治世图景。老子奠定了道家学派君主论“无为而治”的根本基调。而“独于天地精神往来，不敖倪于万物”的庄子则把这一学说推展到“无君”的极端境地。他所追求的“无君无知”的“天放”境界一直或隐或显地对中国政制产生着影响。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法家君主思想的特色。通观《韩非子》一书，无时无处不以君主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极力主张君主“独制四海”。韩非笔下的君主，“寂乎其无位而处，x乎莫得其所”，几乎成了无形无体又无处不在，在冥冥之中操纵着生杀予夺大权的至上神。卒读之余，令人恐怖。法家君主论成为绝对君主专制的最强劲鼓吹。
以往学者对战国时期君主论的研究，分论抑或综述，精到之处，令人赞叹。但仍然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当我们把这些论述纳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第一次转型的大场景中去，从动荡社会中政治秩序重构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整体的考察，也许会得出一些不同于前的结论。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儒家：圣王的两难
周公曾经在西周初年提出了“德”的观念。在他看来，殷周更迭，正是“德”使其然：殷无德，所以被上帝神抛弃了；周兴德，所以得到上帝神的垂青。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作为一场巨大变革的参与者，他开始从人心深处探讨王朝革命的原因。周公隐约觉察到：绝对天命似乎不足以赋予帝王完整的合法性。这就是说，所谓的帝王只拥有不完全的神性。在神性之外，还有人性。帝王摇摆在神人之间，恰如希腊神话中的半神英雄。
限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为周公的这种思想整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虽然，周公这种有关帝王人性的萌芽认识仍为后世儒家君主论的发展奠定了理性的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帝王的神性愈来愈萎缩，人性的因素在帝王制造中的作用越发彰显。
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 1。春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前整合期（Pre-integration Era）的大混乱（Chaos Stage）阶段。松散的中国上古社会长期酝酿的变动逐渐显现出来。政治力量的地域色彩越来越浓厚，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
孔子是一个面向现实的保守的思想家。他能够正视春秋时代的变革，但对随着变革而来的无序充满了恐惧。在他看来，如果变革无可避免而必须为之的话，它应该在圣王明君的领导下进行。谁能够担当这一角色？周天子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天下共主”，有着秉承自天的神圣的合法性。但在现实中，周天子实力衰微，地方政治凸显。孔子并没有拘泥于身份的问题，他主张：地方上有实力的人，诸侯、大夫，甚或平民，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到这种领袖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领袖是什么样的？如何成为这样的领袖呢？孔子在此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君主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2。孔子完全接受这一主张。这是他的聪明之处。承认君主是天意所定，而不管君主地位获得的途径如何。不管是通过尧舜禹间的和平禅让，还是殷周间的武力“革命”，只要你获得了帝王的地位，就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这样就避免了再去为君主的“存在的理由”争论不休。具备了最基本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帝王地位的永久性。在孔子眼中，今永不胜昔。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王，是完美君主的化身，是永不可超越的理想类型。尽管如此，向这些圣王的方向努力，力争接近他们的完美品性，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今世的君主应该以这些圣王为立身、处世、治国的楷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现实中无时无刻不恪守古道，完善自己的品德，从而达到感化天下的最终目的。同样的，平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逐渐获得超乎常人的道德水准，取代那些虽有君位却远达不到要求的君主，“治国平天下”。这一观点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人皆可以成尧舜”3。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