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財政調控思想研究（1）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內容摘要】周厲王發動中國自國家產生以來的第一次政治改革，雖然這次改革沒有成功，但卻激勵了後世的政治改革。後世的改革又催生了諸多新的不平衡，為了解決這些新的矛盾，【管子】提出了運用財政工具加以調控的思想。本文論述了【管子】運用財政工具調控國民經濟的原理，具體包括調控的目的、基礎、原則等，闡述了運用財政工具調控國民經濟的方向、範圍、工具，以及調控方式等。


　　【關鍵詞】厲始革典；調控；專賣；貧富差距；物價


　　【作者簡介】孫文學（1943―），男，吉林雙遼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財政理論與制度方面的研究，東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遼寧大連116025）。


　　【原文出處】【財經問題研究】（大連）,2009．1．74―79


　　財政調控是指國家（或者地區、部門）的決策者運用財政機制調節、控制政治、經濟運行的方法、手段。完美的財政調控，實際上是利用財政槓桿駕馭政治、經濟的藝術。自國家產生以來，財政調控這門藝術就已經伴隨財政的產生而產生了。但在先秦時期，論述財政調控最完整、最系統的著述，則非【管子】莫屬。


　　【管子】一書討論財政調控問題的篇章，所在多有，而【管子・輕重】篇則是集中研究財政調控藝術的篇章。許多人認為【管子・輕重】是西漢時期的人所撰，但司馬遷著【史記】時，曾指出：『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至其書世多有之』【1】。可見，【管子・輕重】篇在司馬遷著【史記】之時已經成書，並且廣為流傳。


　　『厲始革典』【2】失敗之後，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改革。例如齊國的『相地衰征』，晉國的『作爰田』、。作州兵』，魯國的『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楚國的『量人修賦』，鄭國的『為田洫』、『作丘賦』等。這些改革雖然不同程度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也出現了諸多新的不平衡。如何調節這些不平衡又成為當時不能不解決的問題。【管子】財政調控思想就是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在處理各種關係的實踐中發展和成熟起來的。


　　【管子・輕重】篇對國家財政調控的原理、調控的基礎、目的、作用、方向和方法等，都做了細膩的論述。其中國家的財政實力是國家對經濟、政治進行調控的基礎，而以人為本、尊重人的意願則是財政調控的出發點和歸宿。


    一


　　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就是要調節人民的利益關係，實現國家的大治。【管子】指出：『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3】就是說，凡將治國，不懂得調控的方法，就不能調節國民經濟以凝聚人民；不能夠調節百姓的利益關係，就不能講求法制以實現國家大治。這裏所說的『輕重』就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的調控，『調通民利』就是調節人民之間的利益關係，使人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不致過分懸殊。【管子】指出：『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就是說，國家要根據物資的餘缺，隨着季節的不同而及時平抑物價，避免物價的或高或低。通過這種調控最終要達到如下的效果：『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即君主運用財政手段進行調控後，不論人口少的都邑，還是人口多的都邑都儲藏有與之相應的糧食和錢幣，並以這些糧食和錢幣貸給農民，以保證農民春耕、夏鋤之用，從而既避免富商大賈對百姓的巧取豪奪，國家也不會使財利流失於私商。


　　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說到底是國家運用財政機制對國民經濟的調控，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有雄厚的財政儲備。沒有強大的財政儲備，就無法進行調控。所以【管子】在【國蓄】的開篇就指出：『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4】。十分明顯，只有當國家有了十年的糧食儲備時，才能解決人民的用糧不足問題，才能解決百官的俸祿問題；只有控制了山海等自然資源時，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也才能進行宏觀調控。可見，加強國家的糧食儲備、貨幣儲備、控制山海等自然資源是何等重要。因為『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5】。


　　國家的調控工具是物資、貨幣，但最終都體現為人與人的關係，都落實到具體的人。所以，在管仲為齊國理財的四十餘年中，始終突出人的作用，強調『以人為本』，他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6】，並從人的個性出發，制定理財的各項政策、措施和制度。他還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7】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管仲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時候，總是從人的本性出發，尊重百姓的意願，合民心，順民意。無論是在財政收支方面，還是在財政管理方面，都體現了這一原則。在國家的調控方面也體現了這一原則。【管子】指出：『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8】。一般百姓的心理都是給予則高興，奪之則惱怒，而國家處理政事又不能不向百姓取得財政收入。那麼，如何既能取得國家所需要的這部分財政收入，又能順應百姓的心理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給予人民利益的時候，要使人民能夠察覺得到；在奪取人民利益的時候，要使人民感覺不到。這樣，人民與君主（國家）的感情就融洽了。『租籍』是對人民強制性的徵收，百姓對此十分反感，所以最好不採取這種形式取得財政收入；而『租稅』這種徵收方式，是經過謀劃而取得財政收入的方式，這種徵稅的方式百姓不易覺察。因而成就王霸之業的君主，應該去掉強制性的徵收方式，實行經過謀劃而索取的徵收方式。這裏所說的『租稅』不是我們通常說的那種『賦稅』，而是指運用輕重之策以獲得各種專賣事業的收入。此外，【管子】認為徵收賦稅的負作用太大，他指出：『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如果徵收房屋稅，就等於告訴人們拆毀現成的房屋；如果徵收六畜稅，就等於限制六畜的繁育；如果徵收田畝稅，就等於不讓人們進行農業生產；如果按人丁收稅，就等於讓人們隱瞞家庭的實際情況；如果按戶徵稅，就等於鼓勵大戶家庭（包括避籍浮浪之人）。況且，由於『令有緩急』，又給富商大賈剝奪人民造成可乘之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9】。這對人民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而實行調控方式，可能取得比賦稅徵收大得多的財政收入，但對百姓的影響卻不大。這種運用調控取得財政收入的方式雖然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但卻符合百姓的心理，容易為百姓所接受。因而，這也是管仲之所以津津樂道於國家調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