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與法家的功利思想比較（1）

  來源: 【中國學術研究】

儒家與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兩大著名學派，兩者都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他們在理論觀點上有所不同，其不同點主要是在治國方法上。儒家側重禮義教化，法家側重嚴刑峻罰，體現在功利思想上，法家較為明顯，而儒家較為隱性。現將二者功利思想的異同簡單分析一下。  


一、儒家與法家功利思想的相同之處  


    法家出於其功利的目的，非常重視『耕戰』，尤其重視農耕。法家的經濟思想就是以耕戰為中心。早在春秋時期的管子主張寓兵於農，已有耕戰思想的萌芽。到戰國初期的李悝用『盡地力之教』以獎勵『耕』，用射箭中的與否來判定民事案件的是非，以獎勵射，即獎勵『戰』。吳起在楚國變法時繼承了李悝的這種思想，把獎勵『耕戰』兩者結合起來，明確提出『耕戰』政策。戰國中期的商鞅及其後期的法家，對『耕戰』思想有較大的發展。商鞅認為實行耕戰政策，使民心向農，老百姓就會質樸『易使』，『可以守戰』。從『耕戰』出發，他提出『重農抑商』和『獎勵軍功』的政策。他確認農民的小塊土地私有權，讓他們安心於農戰。同時規定除農戰以外別無獲得官爵的途徑。只許『利出於地』，『名出於戰』，即只允許從農業耕作中獲得利潤，只允許從戰爭中獲得名聲(軍功章)。商鞅還天真地認為，如此這般，人們就會『喜農而樂戰』了。正因為如此，商鞅鼓吹農業至上論，鄙視其他一切職業，並對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口總是力圖加以限制和壓縮。他甚至把農民以外的食者比喻為『害蟲』。  


    重視農耕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從『所重民食，祭喪』(【堯曰】)，從政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等言語中，我們看出孔子對農業生產是很重視的。而且，他對參加農業生產的人也是很尊敬的。他很羨慕『耦爾耕』的長沮和桀溺，如果要不是天下無道，他將和他們同樣。對於罵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植杖而芸的丈人，孔子與子路對他都很尊敬『(見【陽貨】)。當南宮适同孔子談論了』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後，孔子背後稱讚南宮适說：『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在【論語】全書中，我們找不到對種田行業輕視的語言。『耕也，餒在其中矣』，這是對當時廣大農民和奴隸窮困不堪境況的真實敘述。輕徭薄賦，減輕人民痛苦，才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從『無野人，莫養君子』(【騰文公】)一句，就可以看出孟子同樣也是不會輕視農業生產的。孟子曾提出要對『辟草萊，任土地』的人用刑，其實他的目的不是反對發展農業生產，而是因為他在『春秋無義戰』(【盡心下】)的歷史環境中，看到了『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離婁上】)的情況，所發出的『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的偏激言論。這裡的言辭和推斷都很清楚：孟子是為了反對不義戰爭，從而反對人們開荒辟草去支持不義戰爭。主張『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的孟子，怎麼會無緣無故地反對開荒種地，發展農業生產呢？孟子對農業生產的真正態度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荀子更是重視和研究農業生產。他為發展農業生產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例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王霸】)、『多糞肥田，刺草殖穀』(【富國】)、『修堤渠，通溝澮，安水藏，以時決塞』(【王制】)等。   


    從以上所引可看出儒家與法家一樣重視農耕。在以農業為社會主要經濟命脈的古代，任何一個統治集團都毫無例外地把農業當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切身利害迫使他們不得不重視農業。  


二、儒家與法家功利思想的不同之處  


    儒家與法家都有追求功利的思想，但由於兩家在治國方法上的側重點不同，因而在功利的內容和取得功利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一)儒法功利思想內容之異  


    1、兩家對待『工商』的態度  


    儒家是重工商的。孔子對於工沒有多少涉及。但他重商的態度卻是非常明確的。他的弟子端木賜就是衛國的大商人，孔子並不因此而拒絕收他為徒。相反，他譴責魯大夫臧文仲『置六關』妨礙了商人貿易，認為這是他『三不仁』之一。(見【左傳・文公二年】)可見孔子是不反對商業自由貿易的。


    孟子肯定百工之事不可少，認識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同意『百工之事』不必『耕且為也』(【騰文公上】)。他還同樣認定商業貿易不可少。他說：『子不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子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騰文公下】)為了促進貿易順利進行，他反對世履小履同價(見【公孫丑】下)而是主張『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公孫丑上】)。  


    荀子也很重視工商的作用，他在【王霸】、【君道】、【富國】諸文中均有相應的論述。  


    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卻主張抑制工商。例如商鞅，雖然他也認識到商業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為了突出耕戰，還是提出了抑制商人的具體措施，如『使商無得糴』；『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朴』；『重關市之徵，則農惡商』；另外還要以多派商人差役為手段，使得『農逸而商勞』(以上所引均見【商君書・墾令】)。到了韓非則明確提出『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織錦繡刻畫為末作』(【韓非子・詭使】)，正式將工商與『末』相連。並認為工商之民是『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因而斥工商之民為『五蠹』之一(見【韓非子・五蠹】)。法家為了片面強調耕戰而詆毀工商，可見法家的功利思想內容是比較狹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