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弱点：秦帝国的迅速崩溃与暴政遗产(3)

  来源: 新浪读书

这个问题有史为证，《史记》中曾记载，在陈胜刚刚自立为王时，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陵县人秦嘉、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各自单独起兵造反[注36] ，这足以证明陈、吴造反事件绝非偶然，只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其他人，除了等待时机外，还持有观望态度，在等首开先河者的出现。一是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二是控制风险。通俗点讲，就是先看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会有什么下场，倘若没便宜可占，就暂缓或放弃造反行动。
　　● 有一种先天优势叫继承
　　然而被食利阶层并不是造反起义军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起义者的主体是原关东六国的旧贵族。他们的政治野心可不是陈胜、吴广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可比的。有代表性的如项梁项羽叔侄俩，如称过齐王的田儋(音同“丹”)，称过赵王的赵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动摇帝国根基的中坚力量。甚至许多平民草根出身被拥戴为王的人身后，都有这些旧贵族的支持，如韩广等人。
　　旧贵族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推翻秦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让官府为自己服务，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上看，旧贵族的见识，政治视野的宽度，政治素养的高度，军事行动的理解程度及对可利用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些都让平民草根出身的谋反者难以企及。
　　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旧贵族组织的军队与平民组织的军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准和战斗力，这点从历史进程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只有少部分贵族率领的军队外，其余造反军队在政府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应该说，陈胜死后，纯正的草根军队就已经彻底没有了，剩下的反秦军队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旧六国贵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资源的传递与继承，是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这资源包括并不仅限于物质，良好的教育环境，宽阔的人脉渠道，上佳的社会声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处于社会中可利用的资源。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源，在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创造历史的壮丽画面。退一步说，即便只是在社会中立足和生存，既有资源的拥有者也要比无资源者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而依照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来看，对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绝大多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或者说，血缘关系在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的分配次序上，优先于其他社会关系。因此说，王侯将相确有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特例。在没有特殊机遇的前提下，普通民众受资源制约，极难封侯拜相。
　　说到底，封侯也好，拜相也罢，其最高目的诉求无非是成为社会中优势资源的掌控者。秦的一统江山，使这优势资源进一步垄断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反观六国的旧贵族，无不因独立政权的消失而丧失了自己大部分的优势资源。在优势资源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六国的旧贵族与秦帝国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旧贵族也会成为意图颠覆秦政权的主力军。
　　由此，不难看出，看似四海升平、一统江山的大秦帝国其实蕴涵着充分的不安定因素，掩盖在平静的表面下说成波谲云诡也不为过。看似突然的崩塌实在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因素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
　　应该说，秦始皇对这些不安定因素并非没有丝毫察觉。于建国初年，他就动用行政手段将六国旧贵族及富豪迁移到首都咸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瓦解掉旧贵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此举做得并不够彻底，并非所有的旧贵族都被纳入控制范围，这使得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迁移旧贵族和富豪的另一层目的是改善首都地区的经济环境，这些富庶群体一起迁入首都，他们所带来的财富会加速首都地区的经济发展。
　　史上说秦始皇残暴，大概是因为“焚书坑儒”，然而看他对旧贵族的态度，个人认为太过于心慈手软了。若不以人道角度考虑，而完全以维护政权及金字塔社会架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消灭潜在政治隐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应该对旧贵族大规模清算镇压。未必要将他们全部杀死，但是最不济也要杀得这些旧贵族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之后再施以恩惠，如将其纳入政府供养的体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远离优势物质资源，其非物质资源的力量会逐渐弱化消亡。尤其是经历两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优势资源都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也习惯于没有优势资源的日子，妄图颠覆政权的念头自然会彻底根除。
　　正因为秦始皇的心慈手软，或者是因为他把这些旧贵族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口数量)，所以才没有对其进行大肆诛戮。要知道，以当时的社会普遍文化程度来看，普通百姓是不识字的，更毋论写字。那么“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几个字到底是何人所刻，可称得上昭然若揭。这样的问题，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利用其掀起对六国旧贵族清算的政治风暴，然而秦始皇却没有这么做，只是草草处理了周边的居民即告终。
　　不安定因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才为日后的烽烟四起、国崩地分埋下了隐隐的祸根。
　　● 被捆绑在权力十字架上的人
　　秦始皇死于51岁，按照今日社会的衡量标准，他正当壮年，而以当时社会的平均寿命来看，他算得上是长寿。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下，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仍然能如此高寿确实难得。
　　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优越的条件虽然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但是长生不死却是笑谈。在金字塔式的社会架构下，最高掌权者的寿命长度，有效地限制了帝国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和长期性。简单些说，秦始皇一个人的命再长，也不可能耗过六国旧贵族的三代人。他的死去，引发的一系列政局乃至社会的动荡，则成为旧贵族谋反的契机。
　　秦始皇至死前，一直未做权力交接工作，只是匆忙拟了一份遗嘱。遗嘱的低透明度成了权力移交的不可靠因素，二世皇帝仓促即位以及即位后的政治大清洗皆因它而起。
　　无数历史证明，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准备得越充分，过渡得越平稳，权力的移交成本越低，因权力交替而导致的社会动荡越轻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绝大多数掌权者却不愿过早地让他人染指权力，这使得许多权力移交变得充满不确定因素。恋权和贪财一样，是人的本能。为了争夺权力，无数血亲反目，这使得我们看到的宫闱之变无不血迹斑驳。而权力的执掌者，也尽数被捆绑在权力的十字架上不得脱身。
　　秦始皇，就是这典型被捆缚在权力十字架上的人。帝国的迅速毁灭与其恋权虽无直接关系，却有间接影响。或许他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快地离开人世，就是这点出乎意料，使得秦帝国权力更替的成本高到无以复加。
　　● 大秦帝国经济危机的开始
　　一切政治须立足于现实，钱穆[注37] 先生在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观点，对此，我个人深以为然。客观地说，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政府，并非没顺应时势做出转变，在统一后产生的一切国策，无不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制定。如为了稳定治安，政府收缴民间的武器并销毁；为了鼓励商业发展，给予畜牧商人乌氏倮政治身份，允许其按期行朝请礼。这些政治信号无不是在向外界证明，为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秦政府在逐步做出转变。于经济制度改革中，秦政府的建树还不止于此，如规范了长度、面积、体积和重量的标准，统一了货币的单位等，这些都为经济发展带来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原因在于，还有更多的社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而对应出现的政治措施大多既不治标又不治本。
　　以经济为例，基于我们已知的土地国有制及授田政策，统一后的土地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已有的土地无法承载依照既定土地制度进行的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