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弱點：秦帝國的迅速崩潰與暴政遺產(3)

  來源: 新浪讀書

這個問題有史為證，【史記】中曾記載，在陳勝剛剛自立為王時，一些過去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如陵縣人秦嘉、縣人董、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縣人丁疾等都各自單獨起兵造反[注36] ，這足以證明陳、吳造反事件絕非偶然，只是在選擇合適的時機而已。至於其他人，除了等待時機外，還持有觀望態度，在等首開先河者的出現。一是作為自己效仿的榜樣，二是控制風險。通俗點講，就是先看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到底會有什麼下場，倘若沒便宜可占，就暫緩或放棄造反行動。
　　● 有一種先天優勢叫繼承
　　然而被食利階層並不是造反起義軍的全部，相當一部分起義者的主體是原關東六國的舊貴族。他們的政治野心可不是陳勝、吳廣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可比的。有代表性的如項梁項羽叔侄倆，如稱過齊王的田儋(音同『丹』)，稱過趙王的趙歇等人，他們才是真正動搖帝國根基的中堅力量。甚至許多平民草根出身被擁戴為王的人身後，都有這些舊貴族的支持，如韓廣等人。
　　舊貴族的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推翻秦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讓官府為自己服務，成為保障自己權益的工具。從戰爭的進程和結果上看，舊貴族的見識，政治視野的寬度，政治素養的高度，軍事行動的理解程度及對可利用資源的整合能力，這些都讓平民草根出身的謀反者難以企及。
　　與政府軍對抗過程中，舊貴族組織的軍隊與平民組織的軍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水準和戰鬥力，這點從歷史進程上就可以一覽無餘：只有少部分貴族率領的軍隊外，其餘造反軍隊在政府軍面前幾乎不堪一擊。
　　應該說，陳勝死後，純正的草根軍隊就已經徹底沒有了，剩下的反秦軍隊裏，或多或少都有些舊六國貴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隱若現。
　　資源的傳遞與繼承，是創造歷史的必要條件，無論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都是如此。這資源包括並不僅限於物質，良好的教育環境，寬闊的人脈渠道，上佳的社會聲望……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處於社會中可利用的資源。只有具備充足的資源，在適宜的條件下，才能出現創造歷史的壯麗畫面。退一步說，即便只是在社會中立足和生存，既有資源的擁有者也要比無資源者更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可和接納。
　　而依照人類的生存發展規律來看，對資源的傳遞及繼承，絕大多數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或者說，血緣關係在資源的傳遞及繼承的分配次序上，優先於其他社會關係。因此說，王侯將相確有種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般規律而不是特例。在沒有特殊機遇的前提下，普通民眾受資源制約，極難封侯拜相。
　　說到底，封侯也好，拜相也罷，其最高目的訴求無非是成為社會中優勢資源的掌控者。秦的一統江山，使這優勢資源進一步壟斷於最高統治者――皇帝手中。反觀六國的舊貴族，無不因獨立政權的消失而喪失了自己大部分的優勢資源。在優勢資源的佔有和掌控問題上，六國的舊貴族與秦帝國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為了自身的利益，舊貴族也會成為意圖顛覆秦政權的主力軍。
　　由此，不難看出，看似四海昇平、一統江山的大秦帝國其實蘊涵着充分的不安定因素，掩蓋在平靜的表面下說成波譎雲詭也不為過。看似突然的崩塌實在絕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因素在冥冥中主導着一切。
　　應該說，秦始皇對這些不安定因素並非沒有絲毫察覺。於建國初年，他就動用行政手段將六國舊貴族及富豪遷移到首都咸陽，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瓦解掉舊貴族在當地的政治影響力。然而此舉做得並不夠徹底，並非所有的舊貴族都被納入控制範圍，這使得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遷移舊貴族和富豪的另一層目的是改善首都地區的經濟環境，這些富庶群體一起遷入首都，他們所帶來的財富會加速首都地區的經濟發展。
　　史上說秦始皇殘暴，大概是因為『焚書坑儒』，然而看他對舊貴族的態度，個人認為太過於心慈手軟了。若不以人道角度考慮，而完全以維護政權及金字塔社會架構穩定的角度來考慮，消滅潛在政治隱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後，就應該對舊貴族大規模清算鎮壓。未必要將他們全部殺死，但是最不濟也要殺得這些舊貴族萬馬齊喑、噤若寒蟬，之後再施以恩惠，如將其納入政府供養的體制中。隨着時間的推移，因遠離優勢物質資源，其非物質資源的力量會逐漸弱化消亡。尤其是經歷兩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後，一切優勢資源都與他們漸行漸遠，他們也習慣於沒有優勢資源的日子，妄圖顛覆政權的念頭自然會徹底根除。
　　正因為秦始皇的心慈手軟，或者是因為他把這些舊貴族也當成了自己的私人財產(人口數量)，所以才沒有對其進行大肆誅戮。要知道，以當時的社會普遍文化程度來看，普通百姓是不識字的，更毋論寫字。那麼『始皇帝死而地分』這幾個字到底是何人所刻，可稱得上昭然若揭。這樣的問題，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利用其掀起對六國舊貴族清算的政治風暴，然而秦始皇卻沒有這麼做，只是草草處理了周邊的居民即告終。
　　不安定因素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才為日後的烽煙四起、國崩地分埋下了隱隱的禍根。
　　● 被捆綁在權力十字架上的人
　　秦始皇死於51歲，按照今日社會的衡量標準，他正當壯年，而以當時社會的平均壽命來看，他算得上是長壽。在日復一日的高強度工作下，在當時落後的醫療條件下，仍然能如此高壽確實難得。
　　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優越的條件雖然可以延長人的壽命，但是長生不死卻是笑談。在金字塔式的社會架構下，最高掌權者的壽命長度，有效地限制了帝國政治制度的延續性和長期性。簡單些說，秦始皇一個人的命再長，也不可能耗過六國舊貴族的三代人。他的死去，引發的一系列政局乃至社會的動盪，則成為舊貴族謀反的契機。
　　秦始皇至死前，一直未做權力交接工作，只是匆忙擬了一份遺囑。遺囑的低透明度成了權力移交的不可靠因素，二世皇帝倉促即位以及即位後的政治大清洗皆因它而起。
　　無數歷史證明，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中，準備得越充分，過渡得越平穩，權力的移交成本越低，因權力交替而導致的社會動盪越輕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然而絕大多數掌權者卻不願過早地讓他人染指權力，這使得許多權力移交變得充滿不確定因素。戀權和貪財一樣，是人的本能。為了爭奪權力，無數血親反目，這使得我們看到的宮闈之變無不血跡斑駁。而權力的執掌者，也盡數被捆綁在權力的十字架上不得脫身。
　　秦始皇，就是這典型被捆縛在權力十字架上的人。帝國的迅速毀滅與其戀權雖無直接關係，卻有間接影響。或許他沒意識到，自己竟然如此快地離開人世，就是這點出乎意料，使得秦帝國權力更替的成本高到無以復加。
　　● 大秦帝國經濟危機的開始
　　一切政治須立足於現實，錢穆[注37] 先生在他的著作裏不止一次提到這個觀點，對此，我個人深以為然。客觀地說，秦始皇統治下的秦帝國政府，並非沒順應時勢做出轉變，在統一後產生的一切國策，無不是為解決現實問題而制定。如為了穩定治安，政府收繳民間的武器並銷毀；為了鼓勵商業發展，給予畜牧商人烏氏倮政治身份，允許其按期行朝請禮。這些政治信號無不是在向外界證明，為切實解決社會問題，秦政府在逐步做出轉變。於經濟制度改革中，秦政府的建樹還不止於此，如規範了長度、面積、體積和重量的標準，統一了貨幣的單位等，這些都為經濟發展帶來了長足的進步。然而，這樣做還遠遠不夠。原因在於，還有更多的社會實際問題有待解決，而對應出現的政治措施大多既不治標又不治本。
　　以經濟為例，基於我們已知的土地國有制及授田政策，統一後的土地分配，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難題，即已有的土地無法承載依照既定土地制度進行的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