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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易軍事 再次，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存在種種局限，以至常為人們所詬病的秦漢文化現象，如『鋪采の摹鋇暮捍蟾常籠罩濃厚陰陽災異色彩、甚至荒誕不經的哲學政治觀念等等，如果透過表象，我們也能發現其理性的光芒，可以肯定其存在的合理價值。例如，兩漢哲學政治思想充斥着陰陽災異、妖妄荒誕的成分固然是事實，但其出發點卻是現實而具體的，不乏現實主義的精神。黑格爾曾說，亞裏士多德一般地將靈魂區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的兩個方面，但是理性本身並不構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雙方的統一中，美德才存在……靈魂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是一個環節。這個非理性的一面，當它和理性發生關係並服從理性的命令而行動時，我們稱此為美德（參見【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第35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出版）。漢儒的陰陽災異理論，作為神學目的論毫無疑問是非理性的，但是包藏在其深處的政治意圖，諸如提倡鞏固中央集權統治，主張以民為本，藉助『天意』告誡統治者節制約束自己的行為等等，卻是現實的、理性的。前者（表象）是服從後者（本質）的『命令』的，所以應該說這也是『理性與非理性雙方的統一』，有其合理性。我們過去在評價陰陽災異光圈下的漢代政治倫理觀時，往往離開問題的本質，片面地強調和斥責其『非理性』的一面，而忘記了從『理性與非理性雙方的統一』這一角度去剖析、去討論，因而所得出的結論偏頗就沒什麼奇怪了。又如對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代大賦，人們習慣於指責它敘述鋪排的煩冗堆砌，尤其是貶斥它表現了統治者的腐化享樂價值取向。然而從深層次考察，我們卻發現，漢代大賦『實際上是處在上升時期的積極有為的統治者直觀地創造世界的偉大業績的產物，是對漢帝國的繁榮發展所創造出來的美的世界的再現和讚頌，洋溢着宏闊明朗的信心和力量』（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1卷第44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它在文學上體現了漢帝國的時代精神，它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巨麗』之美，那種『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的宏大氣魄，也是後世所難以企及的。由此可見，人們長期以來對陰陽災異氛圍下的兩漢政治倫理學說的激烈抨擊，對漢代大賦的呵責指斥，從態度上說，是不公允的。
總而言之，秦漢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正如秦漢在事功、疆域和物質文明上為統一國家和中華民族奠定了穩固基礎一樣，這一時期的文化在構成中國的文化心理結構方面起到了相同的重要作用。行文至此，我們就有必要對秦漢『大一統』條件下的文化發展成就及其地位作出更深入、辯證的考察和評價。
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對『大一統』政治條件下的學術文化發展持有一種先驗性的觀念，即在政教合一、高度集權、輿論一律的背景之下，人們的思維模式與價值取嚮往往整齊劃一，缺乏獨創性和深刻性，秦漢與隋唐均為其例。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分裂或偏安的歷史時期，由於統治者力有不逮，思想統治相對鬆懈，因而人們獨立思考的精神常常得到張揚，思想的深刻性、創造力往往得到充分的體現，如百家爭鳴之於春秋戰國、玄學之於魏晉時期等就是很好的說明。應該說，這種分析雖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全面。事實上，儘管高度大一統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就其個別方面『點』的深度來說，似乎不夠深刻和精緻，但從整體上看，大一統條件下文化建設的全面發展是歷史上分裂、動亂、偏安時期所無法比擬的。以秦漢時期為例，當時文化的繁榮發達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觀念文化，在當時均有全面的建設和總體的提高，其突出的標誌：一是表現為在『六合同風，九州同貫』的歷史背景下，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具體地說，就是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區域文化因子在秦漢時期經長期融匯，打破了先秦時期南北文化相對較少聯繫接觸的狀態，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同時亦由此形成了統一的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以儒學正統地位的建立和鞏固為突出標誌的適應專制主義政治的文化建設所取得的劃時代的成就，更對後來的歷史與文化發生了規範性的影響。二是表現為『大一統』的社會環境為許多學科的高度成熟與充分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司馬遷撰寫【史記】，使中國古代史學建樹達到輝煌頂點，就是這方面很有說服力的典型例子。【史記】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馬遷『（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習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隼й丁⒀Α⑴沓牽過梁、楚以歸』，『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涉足中華大地山山水水的經歷，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這種機會，只有在大一統條件下才能出現。換言之，大一統的文化環境，為【史記】的撰寫與秦漢史學的鼎盛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證。而這在分裂、動亂以及偏安時代則是難以想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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