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的瓦解：中央權力紛爭 地方離心離德(2)

  來源: 中華網論壇

秦二世即位後，這種權力的平衡遭到了破壞，『由於秦二世在秦國並無尺寸之功，靠着沙丘政變登上君位，不但缺乏應有的政治威信，而且缺乏應有的政治磨練，其社會認識更無法與其父秦始皇曾經的雄才大略相提並論』。對於這樣一個無才無德的人即位，當然不會讓軍功貴族心悅誠服，何況他們心中早就有了皇位的繼承人選。扶蘇從未被秦始皇立為太子，但以他們熟知的秦國的歷代君主王位傳承來看，王位都始終遵循着立嗣以長的傳統，所以當扶蘇被貶到上郡作監軍時，他們視之為秦始皇對扶蘇將來作皇帝的歷練。可現在素來為軍功貴族所輕視的幾個人以陰謀的方式非法的手段篡奪政權，並開啟濫殺功臣的先例，這是不能容忍的。同樣對秦二世而言，『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自己總是在擔驚受怕里生活，但自小耳聞目睹潛移默化中全是皇權至上、惟我獨尊的觀念，使他意識到既然這些人全是自己繼承皇位的威脅者，要想生存就只能剷除他們。二世從一出生就是伴隨着帝國的成長而長大的，沒有見識過統一六國時的血雨腥風，誤以為憑藉帝王的權威就可以令天下人臣服，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沒有始皇帝那麼多的顧忌，在趙高的唆使下很容易動手剷除那些令他生厭的政敵。在這裡，形無等級得到了真正的體現，無論何人一旦被牽連上，就只有乖乖就戮的命了。諸公子公主的結局，功臣的命運在整個宮廷上下、朝廷內外掀起軒然大波，恐怖的政治氛圍使得人人憂心生死，紛紛上書表示忠心，二世也就不必擔憂別人會對他的皇位造成威脅。朝堂內外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般地在帝國散開，倖存的軍功貴族開始自謀出路，南越趙佗毅然自立與中央斷絕往來，帝國的近五十萬南部軍不再為秦所有，巨鹿之戰後帝國最後一位將領也被迫帶領二十萬軍隊降敵。伴隨着軍功貴族完全退出舞台，秦王朝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了。
    2、軍功貴族與官吏的攻訐
    軍功貴族與官吏的矛盾由來已久，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本土派與外來客卿人士的爭鬥。秦自穆公以來就有重視外來人才的傳統，商鞅變法後，君主更將山東來秦人士看作是自己爭取的對象，形成一大批『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職業官吏。這些人不似貴族有根深蒂固的勢力，沒有向君主挑戰的實力，他們是君主權力的忠實守護者，忠實地執行着國家的大政方針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君主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群人，在朝堂上對他們的建議言聽計從。貴族很是不甘，在圍繞誰能取得君主的信任上雙方私下裡斗得激烈。廷議上有關分封還是郡縣上雙方互有說辭，希望君主能夠聽從自己一方的建議，朝着有利自己權勢的方向發展。畢竟，在分封制下貴族是專政一方的諸侯，官吏連進出入政*府的機會都可能沒有。在現有的官僚體制下，貴族則受制於官吏，被剝奪了行政參與權，官吏則獲取很多原本屬於貴族的權力，成為君主之外的最大贏家。他們可以通過積勞累進獲得權勢，信奉地位決定貴賤，人生在於選擇。二世的即位將貴族與官吏的平衡打破，官吏可以利用二世的信任在二世對軍功貴族猜忌的有利時機作文章。李斯就認為遇有良機而不會去把握才真的會『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促使了他最終和趙高站在了同一陣線上，致使沙丘政變的成功，也正是這樣的價值取向使他太計較得失，一直將家放在了國的前面。在利益的當口和趙高再度聯手殺掉蒙氏，釀成了貴族和官僚集團的大分裂。
    3、官僚間的內訌
    官吏多出身寒微，不像貴族那樣是『天下累世名貴人』，需要以一身本領侍奉君主討取君主的歡心，才會有獲得一官半職的機會。仕途的升遷上，按照慣例要積功累進，講究論資排輩，幸運如李斯也是用了近三十個年頭，從客卿到廷尉到丞相，更多的是百石小吏的份兒。在有貴族存在與之相爭鬥時彼此間還能同舟共濟，但隨着沙丘政變後貴族的失勢、被誅殺，以前為貴族所牢牢占據的部門要津空缺出來，這些職位的如何處置、權力的怎樣分配在長久的爭議中未達成協議，整個官僚集團間開始產生裂痕劃分出了派別。一派以丞相李斯為首，堅持用人講究論資排輩，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另一派以郎中令趙高為首，他希望政*府用人能越級提拔，因為他本是靠着二世的越級提拔才有今天這個地位，自然希望自己也能一躍而到李斯那樣那樣的高位。朝堂上的大臣明顯站在李斯那邊，趙高僅僅擁有二世的信任遠遠不夠，要想有更多的人來支持自己，只能拉攏那些同自己一樣出身寒素而又仕途上進無望的人來組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他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利用二世對他的信任將自身迫切要用的這個越級提拔新人的『後來者居上』方針，以二世的名義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實行。在這個方針上受益的人緊緊擁護在趙高周圍，成為可與李斯一較長短的新興政治力量。李斯在官場混跡多年，憑着敏銳的觀察力，意識到趙高不甘久居人下正時刻準備着謀奪自己的權位。危險就在身邊，在生死憂關的緊要關口，李斯希望取得二世對相權的支持，寫下了【奏請二世行督責書】。李斯此時已經七十歲左右，與二十歲出頭的二世相比本身就有着難以逾越的鴻溝，再加上李斯長期在相府里政務纏身遠離宮廷，很少與二世朝夕相對，比不過二世與趙高的師徒情深，很容易地被人中傷、構陷，逃脫不了被具五刑夷三族的命運。二世的朝廷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趙高、李斯從內外兩個方面勉力支撐起來的，李斯的被誅殺，趙高的重組政*府在朝廷上掀起軒然大波，在政治迫害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大臣、官吏不得不擔心自己的命運，趙高會不會把自己當作前任丞相的黨羽給清洗掉。從趙高在指鹿為馬事件中對敢於有異議的大臣的處置來看，這種擔心不無道理。由於朝廷里的內訌在帝國上下蔓延，一味不識時務地追究章邯巨鹿慘敗的過失，導致章邯在內得不到朝廷諒解外又有重兵壓境的情況下作出了叛國投敵之舉。這是自南越趙佗擁兵自立不服從中央調配以來的一次很嚴重事件，它讓秦王朝徹底喪失了最後一支可戰鬥軍隊，至此秦真正的成為無兵可派、無將可選了。二世元年七月以來各地的烽火讓秦王朝不敢相信山東六國的地方部隊，為保障軍隊的可靠可用，帝國在平叛上所仰仗的是秦本土的軍隊，幾年下來傷亡人員可以以十數萬計，此番秦又有二十萬的軍隊被起義軍坑殺，誰還能希翼一個連軍隊都可忽略不計的國家能夠在函谷關那兒像百十年前一樣抵擋住起義軍的西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