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也說不清了 秦朝就有縣令之名嗎？

  來源: 環球星島網

里耶秦簡

睡虎秦簡

據【史記・秦本紀】載，戰國時期商鞅變法，於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並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此後【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均將縣令、長的設置稱為『秦官』或『秦制』。
睡虎地秦簡出土以後，我們知道秦縣長官又稱『嗇夫』。然而，自從里耶秦簡出土以來，『縣令』一稱是否屬於秦制開始受到質疑。里耶秦簡整理者指出，據現有的簡牘文字，縣一級未見有令、長，只有守、丞，『守丞』之『守』也不一定如我們理解的是『試』或『代理』之意。有學者更否定了秦代縣之長官稱為『縣令、長』這一傳統說法，認為『縣令、長』之名可能是司馬遷、班固根據漢初職官制度情況向前逆推秦代官制而致。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這值得探究。
【史記・高祖本紀】有兩處提到『沛令』，一處是『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前往拜賀，劉邦因此得到呂公的賞識，並得以娶呂公之女為妻，此時應該是秦始皇統治時期；另一處是秦末農民起義爆發後，『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旋欲反悔，為沛中父老子弟殺死，劉邦被推舉為『沛公』。
『沛公』之稱既非秦制，也非漢制，劉邦為何稱『沛公』，【史記】沒有說明，估計應該有與秦制相區別的含義。【史記】既然能夠記錄這一變化，卻不知秦制的實際情況，恐怕是說不通的。
【史記・陳涉世家】大澤鄉起義之後，向陳進發，在攻打陳時，『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這段記載中既提到令，又提到丞，足以證明縣令的存在，且表明令、丞是兩職而不是同一職。
此外，【史記・田儋列傳】中又提到『狄令』，『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史記・陳涉世家】中也提到這一事件，同樣稱『狄令』。春秋戰國時期列國職官名稱賴【史記】保存下來的不在少數，【史記】並未根據漢制逆推其他列國官制，為何單獨以漢制逆推秦國和秦朝？且【史記】中提到秦之『縣令』也不止一處。
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馬遷出身於一個世代仕宦於秦、漢的家庭，且父子兩代同為漢太史令，去秦亡不足百年，在這種情況下，說【史記】的作者對秦朝的縣制不甚明了，並不是很有說服力。當然，【史記】的記載也有疏漏之處，有鑑於此，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是去找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而不能只在【史記》裡兜圈子。
簡牘資料中保存了大量秦代法令和地方行政文書，能夠真實地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
睡虎地秦簡【語書】是南郡守騰於秦王政廿年（公元前227年）向本郡各縣、道發布的文告，開頭一句是『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而文告中提到縣、道長官時均曰『令、丞』，如『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有（又）且課縣官，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如果說此處的『縣官』只是官府的泛稱而不是實指，那麼請看下面兩條：

【秦律十八種・效律】：倉嗇夫及佐、史，其有免去者，新倉嗇夫，新佐、史主X者，必以X籍度之，其有所疑，謁縣嗇夫，縣嗇夫令人復度及與雜出之。禾贏，入之，而以律論不備者。  

【效律】：官嗇夫免，縣令令人效其官，官嗇夫坐效以貲，大嗇夫及丞除。縣令免，新嗇夫自效。ㄒ玻，故嗇夫及丞皆不得除。
這兩條律文有部分內容基本相同。官嗇夫是倉嗇夫、庫嗇夫、田嗇夫等各種負責某一方面事務的嗇夫之總稱。第一條中的『倉嗇夫』即第二條中的『官嗇夫』，而第一條中的『縣嗇夫』即第二條中的『縣令』。由此可證，【語書】中的『令、丞』就是指縣令、縣丞無疑。尤其是，第二條中兩次提到『縣令』，無可辯駁地證明，秦代縣之長官的確有『縣令』一稱。
如果說睡虎地秦簡中只有一條簡文明確提到『縣令』，系孤證，那麼，再讓我們看張家山漢簡。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保存了幾例屬於秦代的案例，其中有這樣一個案例，約在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前後，攸縣利鄉有『反盜』，令史與義前後三次徵發『新黔首』（大概指新征服地區的百姓）前往鎮壓，其中有兩批打了敗仗（『其二輩戰北』），令史義戰死。
按照秦律，戰敗者將以『儋乏不鬥律論』，然而令史將前後所徵發的三批人員的名籍混在一起，無從分別其徵發的先後次序，當然也就無從知道哪些人屬於戰敗者；與此同時，『新黔首』為逃避法律制裁，持兵器藏匿山中，人數很多，官府無可奈何。就在此時，被任命為攸令，面對如此棘手的問題，為安撫民心，希望『不以法論之』，上書要求『財（裁）新黔首罪』。結果 以『篡遂縱囚、死罪囚』的罪名被耐為鬼薪。
在這一案例中，為『攸令』，這是秦縣長官稱『令』的又一明顯證據。而且在上任之前，攸縣還有守和丞魁，說明丞並非縣之長官。至於『守』，有可能是上任之前的代理縣令，也可能另有含義。
我們注意到，在同一批【奏讞書】中，還有一段簡文記錄了魯國的一個案例和若干條魯國的法律條文，並註明：『白徒者，當今隸臣妾；倡，當城旦。』把魯國刑名與『今律』刑名的對應關係加以說明，而不是直接用『今律』的刑名取代魯國法律中的刑名，這一例證應該能夠幫助我們打消上述懷疑。張家山漢簡出自西漢早期（呂后二年或稍後），[17]簡牘文書的成書時間或更早，應當不存在當時人不了解秦朝縣制的問題。
事實上，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簡中，也有一條資料提到縣令：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啟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啟陵郵人缺，除士五成里、成，成為典，為郵人，謁令、尉以從事。敢言之。（正面）  
啟陵鄉要任用成里士伍成為里典、為郵人，向上級官府請示。值得注意的是『謁令、尉以從事』一語――如果啟陵鄉所請示的上級官府是縣，則這句話中所提到的令、尉必然是縣令和縣尉無疑。該簡背面的文字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郄之啟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除成為典，何律令？應尉已除成、為啟陵郵人，其以律令。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背面）  
這是來自遷陵縣的批覆，縣丞根據縣尉的意見，把成和都任用為啟陵郵人。由此可以肯定，該簡正面『謁令、尉以從事』一語中的令和尉，正是指縣令和縣尉。這枚簡告訴我們，秦朝的遷陵縣，其主要官員縣令、縣丞和縣尉，一個也不少。（文/ 于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