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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西漢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併過程，也是農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昇平時期，就隱伏着深刻的階級矛盾。
漢武帝統治時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到頗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農民大致可以勉強自給；另一方面，豪強之徒兼併土地，武斷鄉曲的現象，比以前更為嚴重。官僚地主無不追逐田宅、產業和牛羊、奴婢，交相壓榨農民。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積蓄，加重了農民的困苦。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建議『限民名田』，『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和『薄賦斂，省徭役』。他認為，如果富者足以表現尊貴而不至於驕奢，貧者足以維持生活而不至於憂苦，那麼，財富不匱，上下相安，維持統治就容易了。顯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議，着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無法實行。從此以後，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已。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有農民暴動發生。以後流民愈來愈多。元封四年（前107），關東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戶籍者四十萬口，天漢二年（前99）以後，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起義不時發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在關中，也有所謂『暴徒』阻險。起義農民建立名號，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至於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里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不可勝數。漢武帝派『直指繡衣使者』分區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復聚，據險反抗，不屈不撓。漢武帝又作【沉命法】，並規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覺並鎮壓暴動，罪至於死。
在農民反抗鬥爭逐漸興起的時候，漢武帝劉徹認識到要穩定統治，光靠鎮壓是不行的，還要在施政上有所轉變，使農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於『仁恕溫謹』的『守文之主』衛太子（即以後所稱的戾太子）。他曾對衛太子之舅、大將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但是此時漢武帝還沒有實現這一轉變的決心。在他遲疑不決的時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繡衣使者江充以窮治宮中巫蠱的名義逼迫衛太子，激起衛太子在長安的兵變。結果，江充被殺，衛太子也兵敗自經而死。經過這一段曲折過程以後，武帝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台（今新疆輪台）屯田遠戍，停止向西修築亭障，並且下詔自責，申明此後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養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只求不乏武備而已。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生產。這樣，農民暴動暫時平息了。
昭、宣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武帝死後，霍光輔佐八歲的昭帝，繼續實行武帝晚年的政策，『與民休息』。短短的幾年內，流民稍還，田野益辟，政府頗有蓄積，西漢統治相對穩定。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辯論施政問題。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以示節儉，並進而對於內外政策提出許多主張。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桓寬的【鹽鐵論】一書，即根據這次辯論寫成。賢良、文學之議，對於『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實行，對於安定局面的繼續維持，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他們關於鹽鐵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採納。始元六年七月，詔罷郡國榷酤和關內鐵官，其餘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漢宣帝劉詢是戾太子之孫，起自民間。他繼位後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並繼承昭帝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階級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產開始上升。由於連年豐稔，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六百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武五鳳年間（前57～前54）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有了發展的具體說明。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谷賤則糴，谷貴則糶，以調劑邊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邊的西河郡（今內蒙古東勝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長期的屯田積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農調撥的錢穀。
官府手工業繼續得到發展。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產規模都很寵大。銅器及鐵器製造等手工業呈現繁榮景象。所以班固稱讚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間很難趕上。
漢宣帝被封建時期的歷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讚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文帝）之時。但從另一方面看來，當時西漢統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難於遏止，所以階級鬥爭的形勢外弛內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打官府、搶奪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困，『盜賊』不止。
西漢末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元帝時，西漢社會險象叢生。農民由於受鄉部胥吏無端勒索，儘管由政府賜給土地，也不得不賤賣從商，實在窮困已極，就只有起為『盜賊』。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儒生京房曾問元帝當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加重賦斂。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於記載。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於王氏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至幾百頃之多，連貧民開闢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產千萬者不多；他們後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於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丞相張禹買田至四百頃，都有涇渭渠道灌溉，地價極貴。土地以外，他們的其他財物也極多。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兩千餘頃，賢死後家財被斥賣，得錢竟達四十三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抬頭。長安、洛陽等地多有資財數千萬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羅裒壟斷巴蜀鹽井之利，還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長，依仗他們的勢力，在各郡國大放高利貸，沒有人敢於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建始四年（前29），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辟領導的暴動。陽朔三年（前22），有潁川（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鴻嘉三年（前18），有自稱『山君』的廣漢（今四川金堂）鄭躬所領導的暴動。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並等和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暴動經歷十九郡國，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為浩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們的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農民處境如當時的鮑宣所說，『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哀帝採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充分暴露了西漢統治者空虛絕望的心情。
王莽代漢和改制在農民戰爭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后王氏（即原來的元帝王皇后）表示，願意把王氏家族全部分給貧民。平帝時，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損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已，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不附王氏的郡國豪傑，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稱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關中二十三縣民十餘萬群起響應，一度震動長安，但都被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曰新。為了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矛盾，王莽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王莽下詔，歷數西漢社會兼併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和奴婢問題。詔令說到權勢之家占田無數，而貧弱之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又置奴婢市場，把奴婢同牛馬關在一起，專斷奴婢性命。針對這種情況，詔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稱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違抗者，流放四裔（見王田私屬）。
王莽頒布這個詔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奴婢的社會地位，而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以圖緩和土地兼併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改變這個詔令，宣布王田皆得買賣；犯買賣奴婢罪者也不處治。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
居攝二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定錯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錢一值五十，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五十者並行，並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始建國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於民憤，暫廢龜、貝等物，只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為奴婢。地皇元年，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貨幣不合理的變革，引起了經濟混亂，加速了王莽財政的崩潰和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復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鐵索系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達鍾官以後，還要易其夫婦，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他還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官吏俸祿無着，就想方設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他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繼續玩弄符命的把戲，一面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爭。沉重的賦役徵發，戰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苦於法禁煩苛，手足無措；盡力耕耘，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受鄰伍鑄錢挾銅的株連.人民無路可走，不得不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五千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爭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爭發生聯繫。在西漢統治的窮途末路中登上歷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脫社會危機。更始元年（公元23），王莽政權終於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徹底崩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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