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士人的隐逸情结(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此种观念影响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穷处、守志不移，不能真正坚持所谓的高素浩然之业，而对名利表现些许的热情，也会被士林视作不能守节。因得罪宦官致仕归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来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热讽，《后汉书》本传载：“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王昱以刘胜为例，暗讥杜密不安寂寞，有损名节。应劭也依据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义，讥讽杜密“婆娑府县，干预王政”，是厚颜薄俗。郭林宗不能处斗筲之役，辞官不做，又因察觉汉末时局之腐朽，虽然在士人阶层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终于没有涉足仕途，范滂曾品题其人品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显然郭林宗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游走在官僚系统的边缘，其与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于人伦，品题人物被称为“则哲之鉴”，其人物评价决定着士人阶层的舆论导向，开后世人物品藻之先声，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东汉士人虽然对其风度、见识敬仰有加，但还是有人对其“清节”提出质疑。徐W就曾经劝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那些热心政事的“隐士”的讽谏呢？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同书《陈纪传》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e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以此观之，隐逸之士应该多出于时政昏暗之朝，与朝廷和政权的污浊黑暗相比较，隐居林际水边的士人自然显得清白高尚，这些士人可以被称之为具有高节清行。然而在整个东汉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时，隐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认为具有“清节”，这可能也是东汉士人在观念上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隐逸清节的推崇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儒家传统强调的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在隐与仕的关系上，还是以仕为重，并最终以出仕作为士人生命的基调。东汉士人道德质重，普遍重视隐士之节、激贪厉俗之社会功能，但这种对处士节操的普遍重视，未免显得有些不得其“中”。后世士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王夫之在论及东汉隐士之时，称之为“遁非其时”。他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而且他认为严光等人的隐逸不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产生的流弊也很多：“故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的确，和心怀苍生、兼善天下，补天捧日、矢志不渝的入仕士人相比，孤高自傲、明哲保身的隐士们的士节是否就一定高尚么？倒是范蔚宗之言颇值得后人思量：“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作者：吴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