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時代：學術的復甦與繁榮(4)

  來源: 國學文化

五

正是有【呂氏春秋】與【淮南子】（還應包括陸賈、賈誼等）所造就出的思想大融合的浩大聲勢，加上對秦亡漢興歷史事件予以及時總結的現實迫切需要的催促，沉睡了漫長世紀的儒學，開始迎來了自己的復興。如果不是秦帝國的迅速滅亡，就不會有對刑名法學的大反思、大聲討、大批判。於是，也不會有對帝國治政方略的探討和對主導意識形態的尋找。如果說，前武帝時代的六十多年間，儒學還只是諸子各派之中的一員，但是，經過幾代人（尤其是那些作為政治家的君、臣）的艱辛努力，現在儒學的機遇終於來了。它遇到了一位既能夠成就事功大業，又不乏意識形態的心胸情懷；既善於利用名法手腕料理天下，又需要仁義之道來裝點、粉飾門面的皇帝――漢武帝。然而，機遇總與挑戰並存。就在儒學幸運得寵的同時，也面臨着自身的危機。
僅憑孔、孟或荀所倡導的那一些內容，既不能適應時代變化與發展的實際需要，也無法在諸子各派中確立起真正的領導地位。儒學要邁上新台階，僅僅依靠孔、孟、荀那一點家當是肯定不行的，還必須充分吸納、兼容諸子的思想精髓，整合、消化各家各學的優勢成分，從而實現對自身的全面改造。在此基礎上，再把新的儒學精神建構到社會的倫常秩序中去，把儒學的信念滲透到人們的內心世界中去。這便是儒學的新使命。漢初時代的歷史已經證明，能夠擔此重任的應該是――董仲舒。
【春秋繁露】的立場在於儒，但又不局限於儒。它充分吸收、消化了陰陽、法、道等諸子之學，而形成一個包容天人的龐大思想體系。一部【春秋繁露】就可以看作是對百家思想的繼承和總結，當然，這首先是以儒學為根本基礎的。【漢書・董仲舒傳】說：『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在先秦百家爭鳴之後的大融合中，在秦漢之際社會現實對意識形態的迫切需要面前，董仲舒選擇了儒學，這絕不是偶然的。董仲舒在做出這種選擇的同時，其實也確立他自己在儒學發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也正是有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由漢武帝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能夠從現實的運動進入一個民族的歷史，才能夠把外在的政治強制引向人們的內在要求。漢武帝時代的精神風貌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保持、延續了下來。
值得強調的是董仲舒對法家思想的大膽繼承。在秦亡漢興的歷史背景下，直接繼承法家思想是需要一定理論勇氣的。漢興之後，雖然形式上的大一統政權已經成立了，但是有效的統治體制和合理的社會秩序一時還有待建設。諸侯反叛、臣子越禮、法度廢弛、綱紀混亂等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些都構成了帝國統治的潛在威脅。面對這種狀況，作為以外王立學的公羊學家，董仲舒當然有責任為整飭綱紀、嚴肅法度而作出努力。於是，便有董仲舒對大一統、正名、官制象天、任德不任刑、日用倫常等觀念的強調。
董仲舒成功地把諸子之學的精髓糅合進了儒學。陰陽、五行構造着他整個哲學體系的宇宙觀和世界觀，這極好地彌補了儒學的先天不足。邁出這一步，儒學的體系化、完備化才有可能。後世宋儒為應付來自佛學的挑戰，幾乎都要議論一番『無極而太極』，無不大談一氣陰陽之學。這顯然與由【易傳】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所開闢的思想路線有着密切的關連。同樣，在具體思想內容的補充、甚至在論證闡述的方法上，董仲舒也並不排斥法家、道家的影響。如董仲舒對正名、度爵、制服和權變、更化、主術的重視，對飲食與教誨先後次序的強調，似乎就與法家有一定的內在聯繫；而其關於『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春秋繁露・離合根】）、『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的政治主張，以及治身、養生的哲學顯然完全取自於道家。
在充分吸納了各家思想的精髓之後，董仲舒開始了全面改進儒學、豐富儒學的歷程。這一歷程，涉及之廣、幅度之大、影響之深是儒學自產生以來所從未有過的。如果說孔子之後，儒學的路線有所謂曾子、子思、孟子的『內聖』與子張、子貢、荀子的『外王』之別，那麼，及至漢時代，經由董仲舒所建構起來的新儒學，則徹底揚棄了聖與王各執一端的偏向，他既重視外在的實際生活，又講求內在的性情世界，兼有事功、並含精神，在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有所推進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孔子思想的復歸，還儒學以一個真正的、整全的面目。(作者：余治平)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嶽麓書社，1987年，長沙。
2．班固：【漢書】，嶽麓書社，1988年，長沙。
3．【呂氏春秋・淮南子】，嶽麓書社，1988年，長沙。
4．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牟鍾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年，濟南。
6．余治平：【唯天為大――建基於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