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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四、吏治苛刻問題
抑制豪族本來就是漢代地方官的重要職責。漢武帝設刺史『以六條問事』，第一條便是『強宗豪右田宅腧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第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與豪族有關【82】。東漢建立後，有效抑制豪族，更是地方官的首要任務。馬援任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83】周紆『征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疆以對』【84】。在這一背景下，地方官嚴厲打擊不法豪族的事屢見不鮮。如【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李章傳】：『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卷七十六【循吏列傳・任延傳】：『（建武中）拜武威太守……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系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劉秀多次為這樣的官吏撐腰，表明他支持此類做法的態度。其中，董宣的例子最為典型。【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董宣傳】載：董宣為北海相，『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董宣得知後，『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董宣又將之悉收系獄『盡殺之』。這三十餘人罪不至死，青州遂奏董宣殺人多濫。董宣坐征廷尉，被判死刑。劉秀得知後，『馳使騶騎特原宣刑』，將他保了下來，後又『特徵為洛陽令』。他上任後，一如既往，執法如山。『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史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董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公主『還宮訴帝』，劉秀起初『大怒，召宣，欲殺之』，既而又令董宣『詣太官賜食』，並『賜錢三十萬』，以示獎勵。公主不解，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劉秀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從此，董宣『搏擊豪疆，莫不震』。
湖陽長公主是劉秀的姐姐，劉秀連她的面子都不給，對其他貴戚可想而知。宗室中比湖陽長公主更尊貴的只有趙王劉良了。劉秀對他也輕易不給面子。【後漢書】卷二十九【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征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御。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據李賢注引【東觀記】，劉良入城門時與左中郎將爭道，叱其『旋車』，又召門候『詰責』，令其『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鮑永認為劉良作為『諸侯藩臣』，對『帝城門候吏』『肆意加怒』，是對皇帝的『大不敬』，遂彈劾之。劉秀雖未處罰劉良，但對鮑永的作法表示了讚賞。直到劉良臨死用最後一次行使特權的機會為其友李子春求情，劉秀才勉強破了一次例。【後漢書】卷二十六【趙傳】：
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併兼，為人所患。患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奸，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患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菀，帝追感趙王，乃貰出於春。
所謂『吏奉法，律不可枉』是劉秀加強吏治的基本原則。他曾在詔書中反覆強調『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85】。根據這一原則，他不僅支持個別官吏嚴厲打擊不法豪族，更普遍要求所有官吏尤其是郡縣親民之吏嚴格執法。【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又載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文中『二千石』指郡國守相，『長吏』指縣令長【86】。這兩段文字說的是，劉秀為了督促郡縣強化吏治，對監察制度進行了改革，省去三公案驗程序，由尚書直接根據州的彈劾提出處理意見，最後由皇帝裁決。這項改革提高了監察效率，也增強了處罰力度，致使郡縣長官紛紛落馬。【後漢書・朱浮傳】描述當時情形說：『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朱浮也在上疏中說：『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所謂『纖微之過』、『小違理實』，可能包括郡縣長官自身的輕微違法行為，但主要應指他們不能嚴格執法，不能有效地履行職務，故『斥罷』他們的理由是『不勝任』、『未稱職』。
根據同樣的原則，劉秀對公卿尚書等中央官吏也嚴加督責。建武初年，三公皆用功臣，吳漢任大司馬，鄧禹任大司徒，王梁任大司空，但都統兵在外，不理朝政。不久，大司徒和大司空便改由文吏擔任了。【後漢書】卷二十六【伏湛傳】：『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干任內職，征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同卷【宋弘傳】：『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只有大司馬一職長期由吳漢擔任。建武二十年吳漢薨，又用功臣劉隆行大司馬事。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馬為太尉，始任文吏趙。【後漢書】卷十七【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范曄所謂『退功臣，進文吏』便是指此而言。而劉秀改用文吏任三公，主要是為了便於以吏事責之。【後漢書・賈復傳】李賢注引【東觀記】說：劉秀不用功臣，是為了避免他們『以吏職為過』而喪失爵土。可見以『吏事』責之，意味着有過必罰。建武前期，三公每每因微過被罷免。甚至下獄處死。大司徒中，伏湛因『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韓歆『好直言，無隱諱』，激怒了劉秀，被『免歸田裡』，又『遣使宣詔責之』，被迫自殺【87】。歐陽歙因任汝南太守時『臧罪千餘萬』而下獄死【88】。戴涉『坐人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89】。大司空中，宋弘『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90】。朱浮『坐賣弄國恩免』【91】。范嘩感嘆說：『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92】九卿自明帝以後甚至要受『撲罰』，如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93】。尚書更時常遭受體罰。【後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時內外群官，多帝（光武）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同書卷四十一【鍾離意傳】：『（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人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
在劉秀及明帝的嚴厲督責下，『朝廷莫不悚，爭為嚴切，以避誅責』，『群下苛刻，各自為能』【94】，官場中迅速形成嚴猛苛刻的風氣。史家對此多有描述：【後漢紀】卷六【光武皇帝紀】：『是時……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倫傳】：『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卷七十六【循吏列傳序】：『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卷四十六【陳寵傳】：『肅宗（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卷二十六【韋彪傳】：『世承二帝（光武、明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劉秀和明帝大力強化吏治收到一定效果。故朱浮稱：『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後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故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95】范曄稱：『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96】華嶠【後漢書】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斷獄號居前世之十二。』薛瑩【漢記贊】曰：『明帝……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97】『十二』、『稀少』云云，不免過譽，但豪族斂手、治安好轉應是事實。
然而，嚴猛苛刻的吏治是雙刃劍，在有效抑制豪族勢力的同時，也大量傷及無辜百姓，造成許多冤獄。【後漢書】卷四十一【宋均傳】：『均……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汗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後漢紀】卷九【明帝紀】載宋均語曰：『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98】劉秀和明帝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載建武二年詔：『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建武五年詔：『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建武十八年詔：『今邊郡盜谷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同書卷二【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詔有『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之語。
在劉秀看來，冤獄過多的原因，除刑法過重之外，主要是『殘吏』太多。而朱浮認為，殘吏太多的局面是劉秀一手造成的，在他的『明察』之下。『刺舉之吏』不僅苛刻，『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或因睚眥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99】。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官吏治獄勢必寧枉毋縱，寧重毋輕。加上貪酷之吏徇私舞弊，『獄多冤結』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權有勢，有罪吏尚不敢問，蒙冤之事肯定較少，遭殘吏迫害的獄中『冤人』當然多是普通百姓。史稱劉秀度田時，『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100】；『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裡落，聚人遮道啼呼』【101】。明帝也在詔書中指出：『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奸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102】可見『殘吏』侵刻百姓的現象相當嚴重。
朱浮曾勸劉秀：『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103】鍾離意也曾上書明帝，『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104】。他們都認為光武、明帝望化心切，『苛察欲速』，是導致吏治苛刻的根源。章帝初，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蒡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囚公行私，逞縱威福……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
史稱：『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105】今案【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確有不少言及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理冤獄、賑貧民、輕刑罰等內容的詔書。元和二年正月詔更詳細闡述了章帝關於吏治的主張：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t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魏文帝曾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范曄論曰：『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章帝以降，禁苛暴、尚寬厚成為東漢朝廷的既定方針，相關詔書不絕於史。如：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詔：『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106】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詔：『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永元十六年七月詔：『今……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107】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詔：『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奸，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108】沖帝永元年五月梁太后詔：『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109】
然而風氣既成，積重難返。章帝時第五倫說：『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110】順帝時李固說：『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薄之俗未革。』【111】桓帝時襄楷仍說：『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 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112】
非但如此，禁苛暴、尚寬厚的方針還成了貪官污吏的保護傘。如順帝時，司隸校尉虞詡奏彈大臣和當權宦官的『臧罪』，卻招致『百官側目，號為苛刻』，受到三公的彈劾【113】。朝廷放鬆了對官吏的督責，『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114】，致使貪贓枉法現象更加嚴重，豪族的活動也出現反彈。【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載：和帝時，『西州豪右併兼，吏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卷六十一【左雄傳】載：安帝時，冀州『多豪族，好請託』，『貪滑二千石』多『與交通』。卷五十一【陳龜傳】載：順帝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卷六十七【黨錮列傳・夏馥傳】載，順桓之際，『陳留圉……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
官吏的『苛刻』『奸貪』，豪族的『併兼』『侵枉』，加上自然災害的打擊，使百姓生活日趨惡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治安狀況也出現滑坡。史稱：『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115】范曄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密橫，緣隙而生。』【116】顯然，在東漢人看來，吏治苛刻是一大頑疾。怎樣才能根治這一頑疾？答案很簡單：用『良吏』取代『殘吏』。劉秀已經提出選舉應『務進柔良，退貪酷』；漢明帝則指出『殘吏放手』是因為『選舉不實』，要求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章帝更宣稱『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和、安諸帝也反覆強調『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為政之本，莫若得人』，『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117】。和帝以降，特別是安帝時期，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受天人感應學說影響，時人普遍認為災害因民怨而生，民怨則因『殘吏』而起。這大大增強了朝野上下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形成對『良吏』的強烈期待。這種期待，質樸淺顯，卻又來自歷史深處。在東漢特定環境中，在已經確立的『柔道』、『德化』方針影響下，它具有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因而很快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崛起，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及其對外戚、宦官勢力的抗爭等現象，又會表現出更深刻的歷史意義。
注釋：
【1】正如何茲全先生所說，東漢建立後，『社會上到處是豪族強宗』。見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30頁。
【2】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家族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105、120頁。
【3】【漢書】卷一【高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6頁；【續漢書・五行志三】注引【東觀書】載杜林上疏，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07頁。
【4】【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2頁。
【5】參閱楊聯：【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第1009頁；勞o：【漢代的豪強及其政治上的關係】，【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83頁；田餘慶：【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係的發展】，【秦漢魏晉史探微】（重定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2頁；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第290頁。
【6】【漢書】卷九【元帝紀】，第292頁。
【7】【漢書】卷十【成帝紀】，第305，316、317、320、322頁；卷七十【陳湯傳），第3024頁；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第1341頁；卷十一【哀帝紀】，第340頁。
【8】【後漢書】卷三十三【馮魴傳】，第1147頁；卷三十二【樊宏傳），第1120頁；卷四十一【第五倫傳】，第1395頁。
【9】【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李章傳】，第2492頁；卷十七【馮異傳】，第645頁。
【10】【後漢書】卷十八【陳俊傳】，第690頁。
【11】【後漢書】卷十五【李通傳】，第575頁；【鄧晨傳】，第583頁。
【12】【後漢書】卷十一【劉玄傳】，第469頁。
【13】【後漢書】卷十三【隗囂傳】，第514頁。
【14】【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下】，第4189頁。
【15】【後漢書】卷十二【王昌傳】，第491頁；【劉永傳】，第494頁；【盧芳傳】，第506頁；卷十八【陳俊傳】，第690頁。
【16】【華陽國志】載巴、蜀、漢中大姓甚多，其中有程、常、任、侯、張、李、馮、王等。參閱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史歆反叛』條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8頁。
【17】【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2頁。
【18】【後漢書】卷二十一【李忠傳】，第755、756頁。
【19】【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2頁。
【20】【後漢書】卷二十【銚期傳】，第732―733頁，
【21】【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第601頁。
【22】【後漢書】卷十六【寇恂傳】，第625頁。
【23】【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第1648、1651頁。
【24】【後漢書】卷三十二【陰識傳】，第1133頁；【漢書】卷八十一【獨行列傳・張禹傳】，第3349頁；【後漢書】卷七十【鄭太傳】，第2257頁；卷四十二【濟南安王康傳】，第1431頁。
【25】荀悅撰，張烈點校：【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14頁。
【26】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註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85頁。
【27】【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74頁。
【28】【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第1648頁。
【29】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家族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17―28頁。
【30】【後漢書】卷三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1294―1295頁。
【31】【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第1124、1125頁；【陰識傳】，第1132頁。
【32】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97―398頁。
【33】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730、731頁。
【34】唐長孺：【西晉戶調式的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第7―9頁。
【35】【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第2360頁。【漢書】卷四十四【淮南王安傳】，第2145頁；卷五十二【竇嬰傳】。第2375、2376頁；卷五十八【公孫弘傳】，第2621頁；【後漢書】卷四十二【沛獻王輔傳】，第1427頁。
【36】【漢書】卷七卜七【何並傳】，第3268頁；卷九十【酷吏・嚴延年傳】，第3668頁；卷七十六【趙廣漢傳】，第3200頁。
【37】【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第1648、1651頁。
【38】【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第2363頁；【漢書】卷九十二【遊俠傳】，第3697頁。
【39】荀悅：【漢紀】，第158頁。
【40】唐長孺：【西晉戶調式的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11頁。
【41】羅彤華：【兩漢『客』的演變】，【漢學研究】第5卷第2期，第467頁。參閱陳連慶：【西漢時代的賓客】，【中國古代史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03、309頁。
【42】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註疏】，第183頁。
【43】楊聯：【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第1014頁。
【44】[日]宇都宮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九章【僮約研究】，東京：弘文堂，1955年，第309頁。
【45】唐長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又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2頁。
【46】【史記】卷七十五【盂嘗君列傳】，第2360頁；【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傳】，第2621頁；【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駟列傳】附【崔璦傳】，第1724頁。
【47】【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第1648頁。
【48】楊聯：【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第1029頁。
【49】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l3頁。
【50】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726頁。
【51】[日]宇都宮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九章【僮約研究】，第315、320頁。
【52】[日]五井直弘：【漠代の豪族社會と國家】，名著刊行會，2001年，第13頁。
【53】惟其將【昌言】誤作【漢書・食貨志】，應予更正。
【54】[日]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東京：弘文堂書房，1954年，第427頁。
【55】劉增貴：【漢魏士人同鄉關係考論】，邢義田、林麗月主編：【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社會變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123、124頁。
【56】張鶴泉認為：東漢『鄉里居民的分布』，『已經呈現出同血緣、同宗族化的傾向』，因而『在東漢鄉里中，主要應該是以宗族組織相聯繫的居民』（【東漢宗族組織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而杜正勝據【偃師侍廷里買田約束石券】和【犀浦東漢殘碑簿書】指出：『漢代基層聚落的成員關係，血緣因素不能估計太高。』見氏著【編戶齊民一一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96、197頁。
【57】【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
【58】【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857頁。
【59】【後漢書】卷三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1295頁。
【60】【後漢書】卷四十二【濟南安王康傳】，第1431頁。
【61】洪适：【隸釋】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62頁。
【62】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高文：【漢碑集釋・犀浦東漢『簿書』殘碑】，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頁。
【63】【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16頁。
【64】【後漢書】卷二十一【劉植傳】，第760頁；卷三十二【陰識傳】，第1129頁；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2頁。
【65】【後漢書】卷二十一【耿純傳】，第761―763頁。
【66】【三國志】卷十八【魏書・臧霸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37頁。
【67】唐長孺：【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頁。
【68】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61頁。
【69】[日]宇都宮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十一章【漠代にぉける家と豪族】，第447頁。
【70】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729―731頁。
【71】【續漢書・五行志】韋昭注引【東觀書】，第3306、3307頁。
【72】【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67頁。
【73】周明泰：【後漢縣邑省並表】對比【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所載縣、邑、道、侯國，其中『前漢有而後漢無者四百五十四』。見【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2069頁。
【74】【續漢書・郡國志一】劉昭注引【帝王世記】，第3388頁。
【75】【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載西漢平帝時戶口數為：12233062戶。59594978 口。【續漢書・郡國志一】劉昭注引【帝王世記】載劉秀中元二年戶口數為：4271634戶，21007820口。
【76】參閱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章，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
【77】【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頁。
【78】【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應劭【漢宮】，第3622頁。
【79】張步就是這樣。故耿弁擊敗張步後，『勒兵人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歸鄉里』。事見【後漢書】卷卜九【耿弁傳】，第712頁。
【80】萬斯同：【東漢雲台功臣侯表】、黃大華：【東漢中興功臣侯世系表】，見【二十五史補編】，第1923―1931頁。
【81】【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26頁。
【82】【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顏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第742頁。
【83】【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836-837頁。
【84】【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周紆傳】，第2494頁。
【85】【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50、52頁。
【86】鄒口水傑：【秦漢『長吏』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7】【後漢書】卷二十六【侯霸傳】，第903頁。
【88】【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列傳上・歐陽歙傳】，第2556頁。
【89】【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72頁。
【90】【後漢書】卷二十六【宋弘傳】，第905頁。
【91】【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5頁。
【92】【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6頁。
【93】【後漢書】卷二十一【左雄傳】，第2022頁。
【94】【後漢書】卷四十一【鍾離意傳】，第1409頁；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3頁。
【95】【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3頁。
【96】【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吏列傳序】，第2488頁。
【97】【太平御覽】卷九十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第436頁。
【98】【後漢紀】張烈點校本，第178頁。『宋均』當作『宗均』。參見【資治通鑑】卷四十四胡三省注，第1413頁。
【99】【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2、1143頁。
【100】【後漢書】卷二十二【劉隆傳】，第780頁。
【101】【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東觀記】，第66頁。
【102】【後漢書】卷二【明帝紀】，第98頁。
【103】【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第1142頁。
【104】【後漢書】卷四十一【鍾寓意傳】，第1410頁。
【105】【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第1549頁。
【106】【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第140頁。
【107】【後漢書】卷四【和帝紀】，第186、192頁。
【108】【後漢書】卷五【安帝紀】，第227頁。
【109】【後漢書】卷六【質帝紀】，第278頁。
【110】【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倫傳】，第1400頁。
【111】【後漢書】卷六十三【李固傳】，第2074頁。
【112】【後漢書】卷三十【襄楷傳】，第1078頁。
【113】【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第1870頁。
【114】【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第1870頁。
【115】【後漢書】卷五十一【橋玄傳】，第1696頁。
【116】【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淪】，第1288頁。
【117】【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39頁；卷二【明帝紀】，第98頁；卷三【章帝紀】，第133頁；卷四【和帝紀】，第176頁；卷七十六【循吏列傳・王渙傳】，第2469頁；卷五【安帝紀】，第21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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