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黃河水患頻發與防治制度的變遷(4)

  來源: 網易歷史

三、黃河水患頻發與防治制度的關係

  
    以上簡要探討了西漢治河制度的變遷脈絡，那麼，黃河水患頻發與治河制度之間有何關係呢？從當時的事實看，治河制度堅持得好，黃河水患容易得到有效防治，水患頻率也低；治河制度得不到重視，制度僵滯，水災就得不到治理，水災發生頻率也高。成帝以後，由於前面所述三種原因，治河制度得不到堅持，造成當時黃河頻繁決溢。其時當時政府是有能力治理黃河的。王延世兩次治河成功就是鮮明例證。【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載：『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王延世還運用了比漢武帝時更為先進的技術，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制度的監控下，政府能夠掌握黃河的大量信息，對黃河今後是否泛濫做出有效預測。哀帝時期，雖然制度僵滯，但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堤』[31]。平當將經書與現實結合，在循行過程中發現了黃河經常泛濫的原因，哀帝初，上奏闡述：『九河今皆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跡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32]。可見，平當是因為精通【禹貢】才領河防事務，並依職務要求提出了治河的合理建議。


    治河制度的有效性我們在東漢時期能夠得到更好的驗證。


    東漢王景治河以後黃河安流五百多年的原因很多，其成功之處至少包括以下三項。


    其一、政府重新注重有治水經驗者。東漢時，雖然依經治河的觀念仍然存在，但並沒有對實際治河起掣肘作用。漢明帝汲取了西漢派精通【禹貢】卻沒有實際治水經驗的儒生治河制度失敗的教訓，在派遣王景時是經過充分考慮的。王景是因為有治水經驗而受到明帝差遣的。王景少學【易】，好天文術數之事，在專管水利土木工程的司空府任職，明帝曾派其與將作謁者王吳共同修作浚儀渠，取得了成功。永平十二年議論治河時，明帝專門召見王景，問其治河道理，對其進行考核。王景應對有方，博得明帝讚賞。明帝還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供其參考。精通【禹貢】此時變得次要。


    其二、王景在工作中沒有泥經拘古。他也精通【禹貢】、【山海經】等水利著作，但能夠大膽將黃河下遊河道拉直，走黃河在【禹貢】中沒有走過的水道。


    其三、治河成功後對黃河治理制度的重新設置。明帝『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

[33]。明帝政府認識到制度的益處，重新恢復西漢時的黃河水利衙門，並設河堤謁者。【風俗通義・四瀆】：『河堤謁者掌四瀆』，有學者即認為河堤謁者『主管河川水利』[34]。河堤謁者在東漢時是常設水利官員。【大唐六典】卷二十三【都水監】條言，東漢置河堤謁者五人。河堤使者、河堤都尉是早在西漢時就已參與河堤治理的政府官員，河堤謁者也曾參與河堤修築。【水經注】卷八【濟水】引【漢官儀】云酸棗縣有『舊河堤謁者居之』。【水經注】言有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y荒庶土，往大河沖塞，侵m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歟壞P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採石，壘以為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祥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W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①


    其四、東漢多次鞏固河堤，防患於未然。除上述陽嘉年間治河外，其它還有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於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