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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易歷史 3、僵滯階段（成帝到王莽時期）。
西漢水利官署一直在演變。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中尉等都設有主管『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都水長丞[19]。漢武帝時，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20]。但還沒有專管黃河水利的衙署。據【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 29年）派遣河堤使者王延世治河。這是『河堤使者』官名在史籍中的第一次出現。按當時派遣此官前去治河，則此官名至少在這以前就已出現。在成帝時期，還出現了『河堤都尉』[21]官名，說明當時已經建立了一套防止黃河水患的人事制度。但如果沒有高素質的人才領導，再好的制度都起不了效果。完全依靠制度，制度的僵滯有時會反過來起負面影響。成帝時期，黃河水患制度開始出現僵滯，不能有效防治水患。此階段制度僵滯有三個原因：
一是工程負責人人依經辦事，僵化理解河道治理。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元帝時代開始，儒家思想成為漢代政權的政治指導思想[22]。為了更有效防止水患，逐漸形成了依經治水制度。【尚書・禹貢】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地理著作，記述了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跡，為後世治理河流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成為漢代治水的根據之一[23]。依經治水制度使得政府在選拔治水工程負責人時偏好精通【禹貢】的學者。從臨時委派官員到由一定標準選拔治水人才，是一大進步。有依據本可使治河更有效率，但【禹貢】畢竟沒有完全反映當時黃河的實際情況，如果盲目依經辦事，也會降低治水效率。制度的僵滯在成帝初期開始顯露。西漢中後期，黃河堤岸並不不穩固。郭昌發現了問題並開始補救，成效卻持續不長。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上奏說：『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24]馮逡的建議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丞相、御史推薦博士許商前去巡視。許商是當時的大數學家和儒家，研究【尚書】，據【漢書・藝文志】，其著【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派遣他去的原因就是他『善為算，能度功用』[25]。可他並不是水利專家，還喜歡據【尚書】辦事，得出結論是：屯氏河是自己衝出來的（這當然就不合【禹貢】的記載了），加上政府的用度不足，沒有餘錢治理，可以先不疏浚。
到成帝建始四年，沒有堅持治理河道的惡果終於暴發。『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肌⒃ィ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26]
但西漢政府並沒有吸取許商泥經拘古的教訓，後派他做河堤都尉。成帝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孫禁認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卻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跡，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27]
泥經拘古的思想不僅存在於許商身上，在其他重臣言語中也得到了體現。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跡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這些以陰陽五行解災異的言論最終占據上風，不實行孫禁積極讓河流改道的措施，『於是遂止不塞』[28]。
二是外在因素干擾治河制度的實行。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河複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杜欽不知因何原因，遊說王鳳派遣王延世、楊焉等意見不合者共同治理。王鳳不加考察，派遣楊焉等會同王延世治理。雖然這次河決破壞程度僅有建始四年一半，但工程卻『六月乃成』[29]。無疑，外在因素干擾，使工程負責人過多，導致他們之間工作效率低下是工程時間長的重要原因。
三是河道治理制度得不到切實執行。河道治理關係到黃河中下游眾多郡國的利益，不是某個郡國能夠自行解決的。武帝時期瓠子決口地方政府堵塞不住就是一個先例。但此時，黃河堤岸的修築卻依靠地方政府組織。哀帝時，賈讓治河三策中提到『瀕河十郡治堤歲費萬萬』，『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30]。可見，即使地方政府花費如此多的人力、金錢，還是阻止不了黃河的水患，故平當建議中央組織疏河。政府曾會同全國水利專家一起商討治黃事宜，但最終沒有結果。
王莽時治河制度徹底崩潰，得不到執行。【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載：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也許正因為此，在當政期間，王莽雖曾集合全國水利精英商討研究河患，眾人奉獻多種應對方案，結果仍然陷於空言，沒有一種得到實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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