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宰相制度變化：一次適應中央集權發展的改革(6)

  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那麼領尚書事『內輔』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從西漢看，多半是在人事，特別是中央官吏的任免、獎罰、升降。這就涉及『出則監察而董是非』的權力，在這一方面，按制度本來也歸宰相掌握。但有的領尚書事干預較多。【漢書】卷八二【王商傳】載，王商於成帝初年爲丞相，琅邪郡災害嚴重，王商派人按問太守，領尚書事王鳳囑王商勿問，商不聽，上書請免太守，章奏『寢不下』。此事一方面說明，直接派人審察官吏，根據材料奏劾權本歸宰相；然另一方面章奏留中不下又正好是領尚書事在人事任免上影響皇帝，限制宰相權力的反映。這類事情多了，特別在官吏獎懲、賞罰上領尚書事影響皇帝多了（如成帝時的王鳳），百官對他便會『側目而視』 。但這只是領尚書事侵犯宰相一個方面的權力。領尚書事在這一方面的影響，從宣帝以後的西漢歷史看來，對它不能估計過高。原因在於領尚書事是『內輔』，其任務和宰相不同，是有彈性的。宰相等於全國的大管家，他對天下諸事都得在呈皇帝審批前作出反應，出主意，想辦法，推薦官吏去執行。而領尚書 是輔助皇帝行使君權，如果碰上皇帝精力充沛，事必躬親，或者對大臣不大放手，領尚書事不但對重大政務，就是在人事上發揮作用也極其有限。如漢宣帝在霍光死後，特別在霍氏謀反平定後，『躬親政，省尚書事』 。當時丞相是魏相，御史大夫是丙吉，與宣帝配合默契，宣帝『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張安世由於特殊原因在任領尚書事幾年間人事謀議參與較多外，差不多二十年中，內輔大臣如韓增、許延壽、史高等，都未見有何弄權之事。再如漢哀帝時，外戚丁氏、傅氏先後任大司馬等官『輔政』，『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王夫之說：哀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所謂『政自己出』，便是說對宰相關於政策、人事方面的建議，由自己直接決定是否採納，而不理會輔政大臣的意見。
    固然，漢成帝時情況有所不同，外戚王氏特別王鳳爲輔政大臣領尚書事，權力頗大。然而具體分析，便會看到成帝賦予王鳳大權，並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如前所述，成帝和宰相關係基本是融洽的)，而是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成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而且『幸酒、樂燕樂，(父)元帝不以爲能』。即位後又繼續『湛於酒色』，對處理煩雜統治事務估計不大感興趣。另一面成帝對王鳳又頗爲信任。早在元帝晚年，作爲太子舅父的王鳳十分關心太子地位的安危。元帝常有意換太子，靠侍中史丹多次勸諫而未實行。在元帝動搖於廢立期間，王鳳『與皇后(成帝母)、太子皆憂，不知所出』。王夫之說：這時與成帝『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又說：『人情出於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在這種情況下，成帝委王鳳以大權，或根據他的意見處理政務，以便自己沉溺酒色，也就不足爲奇了。這樣，宰相權力的確受到了領尚書事的制約，但這是一種特殊情況，決非出於君權、相權鬥爭的需要。
    由此可見，領尚書事制度是客觀形勢發生變化，統治事務日益煩雜後的產物。它的出現雖使宰相行使權力在某些方面、某些時期受到限制，二者存在矛盾；但在西漢一代，它遠不具備代替宰相的條件。從基本方面言，領尚書事與宰相互相配合，並行不悖，成爲鞏固漢武帝以後封建統治的兩個極重要的制度。
    中朝官制度情況略同。前面已講，武帝簡拔有才幹之士人置於左右，是在新形勢下摸索出來的經驗。昭帝以後，左右近臣逐步形成中朝官，範圍擴大。其主要任務除侍衛皇帝外，便是參與政事謀議。是不是皇帝要用他們來壓制宰相和外朝官呢？從宣帝以後情況看，似乎不像。現有材料表明，他們固然有時單獨會議或行動，但大多數情況是和外朝官一起商議或行動，特別是重大政事。如元帝時隴西羌反，時逢四方饑饉，如何對付？成帝時無子，立誰爲嗣？哀帝時匈奴單于稱病不朝，是否將發生變故？均是。而且即使中朝官單獨會議，往往最後仍要經外朝官討論。如【漢書】卷八六【王嘉傳】載，王嘉任丞相，有罪，事下將軍中朝官集議，孔光等中朝官主交廷尉治罪，然而到哀帝下制最後決定時說的卻是：『’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孔)光等言可許。’議郎龔(勝)等以爲’……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不當下獄)’』。可見，實際上中朝官集議後，以其意見爲基礎，又經過中外朝官合議。再如【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朱博任丞相，有罪，『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其後『宣等劾奏(朱博)』云云，然而到哀帝下制卻說：『’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f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同案犯傅晏應重懲)’』。證明同樣經過了中外朝官合議。由此可見，宣帝以後中朝官制度之所以得到發展，從其主要方面言，恐怕並非出於壓制外朝，削弱宰相權力的指導思想，而是因爲中朝官是近臣，人數較少，比較靈活，當時全國事務比漢初煩雜得多，有些大事皇帝拿不定主意時交他們集議，提個初步處理意見供皇帝採擇，如果必要再交中外朝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