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宰相制度變化的原因

  來源: 國史探微

史家論及漢代宰相制度變化，大凡都追溯到漢武帝在位之時，而歸因於君權、相權之矛盾[1]。事實是否如此？我以為不然。
  
一

    公元前128年，謀士徐樂與漢武帝談論為政之道時說：『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偏袒大呼，天下從風……。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故賢主……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2]。這裏，徐樂重點在提醒武帝減輕賦稅、徭役，以防止和消弭農民起義；對統治集團內部的吳楚之亂不過舉為陪襯，至於君權、相權的矛盾則隻字未提。與徐樂同時上書、召見、封官的主父偃、嚴安，為武帝所劃各策也同樣沒有涉及君權、相權關係。如果主、相之間爭奪權力，武帝確係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權，善於見風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對這個問題不置一詞嗎？這就從反面證明，漢初七十年君權、相權之間沒有什麼重大矛盾，所以當時的政治家並未予以注意。

　　漢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沒有反映這方面的問題。就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言，當時重點在防範和削弱諸侯王。『時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諸侯王莫不悲怨』[3]。為此頒佈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們均以律、令形式，作為長久適用的規範、措施出現，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時權宜之計。

　　宰相制度的變化則不同。漢武帝雖然處死過丞相，貶黜過御史大夫，卻從未頒佈過一條律令改革整個制度。許多事實表明，自漢初以來，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權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權力。

　　【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曹參為相國，政尚清靜無為，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讓參子曹質問他為何『無所請事』？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惠帝、呂后時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辭職，文帝竟讓陳平『專為一丞相』，此後西漢一直沿用不改[4]。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罷太尉官，屬丞相』。後代基本沿用[5]。文帝曾命丞相灌嬰率軍八萬五千擊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劉屈勇蝕缶平定戾太子叛亂。證明丞相掌握兵權，集文武大權於一身。

　　【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亞夫為丞相，竇太后欲封王信為侯，景帝猶疑不決說：『請得與丞相議之』。

　　【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於武帝時為丞相，『入奏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以上史實，用漢初以來君權、相權矛盾逐步尖銳，皇帝處心積慮想改革舊制，削弱相權的觀點是很難解釋得通的。當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來似乎有利於上述觀點，可是仔細分析，便會發現它們並不屬於相權過大，與君權衝突的性質。

　　其一是漢景帝與丞相周亞夫的矛盾。據【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本來景帝很器重周亞夫，後來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廢太子榮，周亞夫固爭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反對又未成，『因謝病』，被免相。這兩件事本屬不同政見之爭。周亞夫力諫，並非相權膨脹，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對皇帝做出的重大決策進行諫諍的精神。另一面，景帝否決周亞夫之議，也是君主專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許的。如果兩人都有度量，關係本不該受到影響。然而不幸兩人度量狹窄，周亞夫竟憤而『謝病』，景帝藉口將他打擊致死。很明顯，景帝所惱火的不是丞相權力的大小，而是周亞夫固執己見，觸犯皇帝尊嚴。正因如此，他雖打擊周亞夫，卻絲毫沒有想到要調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權力。這固然也是君臣之間的一種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權力之爭卻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漢武帝與丞相田`的矛盾。此事見於【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這是常被引用作為君權、相權矛盾尖銳的史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第一，田`是漢武帝的舅舅，好儒術，與武帝氣味相投。雖因武帝祖母竇太后好黃老，一度免田`太尉職，但竇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為丞相。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對他『所言皆聽』，甚至他貪得無厭，『請考工地益宅』時，也只說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庫』的氣話了事，並不深究。

　　第二，田`作為丞相薦人為二千石官，從制度上說並未越權[6]。由於此故，在所薦人中即便有個別的(『或』)起家至二千石，也談不上『權移主上』。司馬遷這麼形容，大概是對田`奏事太久，薦人太多所用的一句誇張之詞，不能理解得太實[7]。

　　第三，至於武帝說『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從上下文及後來二人關係分析，恐怕並非嫌田`權重，而是因為主相二人議事，田`『坐語移日』，武帝心情煩燥，而有上語。如果嫌他權重，就不必『所言皆聽』。當時武帝二十多歲，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讓左右近臣與大臣辯論政事，否決過田`意見(見下)，則這時對田`不駁，應推定是建議符合其心意。如果武帝最後兩句話是針對『權移主上』而發，則此後應逐步限制田`權力；而田`看到武帝發火亦當收斂一些。然而田`卻進一步擺丞相威風，『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甚至『請考工地益宅』。在與魏其侯竇嬰、前中郎將灌夫有隙後，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請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請!』可證二人關係到這時為止還是融洽的。史書記二人不和始于田`陷害竇嬰、灌夫致死，所謂『上自嬰、夫事時不直`』云云[8]，反證在此之前，包括薦人起家至二千石這事在內，武帝與田`尚沒有什麼隔閡。

　　以上三點，說明武帝與田`的上述矛盾並非所謂相權過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證實武帝存在削弱相權的思想。

　　此外，如漢文帝與周勃的矛盾，性質略同[9]。

二

　　那麼漢代宰相制度變化的主要原因何在？

　　我以為，在於漢初以來的宰相制度越來越不符合新形勢的需要，為了進一步鞏固漢王朝統治，維護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不得不對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漢武帝以前西漢王朝基本上是以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制訂國策，只求遵守劉邦、蕭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宮，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務。對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辦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無妨。從漢武帝開始，這種局面無法繼續下去了。因為經過七十年休養生息，經濟恢復，國力強大，漢武帝又是一個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揮下，內外政策發生劇變，清靜無為轉為積極有為，對主要輔佐宰相之要求也隨之發生變化。怎麼變呢？是感到他們權力太大，加以削弱嗎？是認為他們出謀劃策太多，『權移主上』，而故意擱置不用嗎？否！恰恰相反，是比漢初諸帝更迫切需要統治經驗豐富的宰相多行使權力，多出謀劃策，以贊襄自己大展宏圖。然而，當時的宰相制度卻愈加不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

　　首先，按舊制主、相之間見面次數較少。【漢書】卷八九【循吏傳】序：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厲精為治方五日一聽事，則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許是一月一朝或二朝[10]。間隔時間如此之長，對於迫切需要聽取『古今治道』[11]的武帝來說如何等得及？

　　其次，為彌補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見宰相議事，可是按舊制禮節隆重，『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還有謁者為之贊唱[12]。【史記】卷一百二十【汲鄭列傳】：汲黯為主爵都尉，『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床側)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此事既說明武帝不喜煩瑣禮節，甚至見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說明禮制畢竟約束很大，武帝對丞相也只是『或時』不遵行，而且限於『燕(宴)見』和冠飾；一般情況下丞相朝見商議政事，必得一絲不苟。因此，限於禮制武帝不會屢召宰相朝見。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舊制，『常以列侯為丞相』[13]。列侯多武將，不一定能勝任宰相之職(如周勃)；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盡，不得不先以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然後封列侯。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為紈絝子弟，除個別人(如周亞夫)外，才幹往往較差。【史記】卷九六【張丞相附申屠嘉列傳】：自嘉死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屏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着於當世者』。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後嗣為武帝丞相者還有；建陵侯衛綰，系以軍功封侯，『醇謹無他』，因『不任職』免。魏其侯竇嬰，是外戚，雖有才幹，但因得罪竇太后而被趕下台；後來又與田`不和受到排擠，至死未再進用。武安侯田`也是外戚，因好儒術合武帝意，然『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思想偏於保守，政治上無所作為。樂安侯李蔡，『為人在下中』。原南侯公孫賀，『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14]。這些人當丞相，用王國維的話便是『皆以中材備員』[15]。一句話，按舊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稱職，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後，按舊制，武帝自己也無從發揮作用。因為天下文書資料從漢初以來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幹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這些文書資料，而武帝在宮中離兩府較遠，參考它們很不方便，必然要影響到武帝的決策。

　　基於以上情況，漢武帝為實現自己的抱負，逐步摸索出以下辦法來彌補舊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親策問以古今治道』，應對者達百餘人。由於實行這一措施，幾年中『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至前130年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這次對策者又有百餘人[17]。【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證明武帝是因為『朝廷多事』，所以要廣泛聽取全國士人的謀略。【史記】卷一一二【主父偃列傳】：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與徐樂、嚴安在一起。武帝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愛才若渴之狀躍然紙上。【史記】卷一二六【東方朔列傳】：東方朔上書公車，『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東方朔在大政方針上估計不會有什麼高明見解，然而武帝竟花了兩個月時間把奏牘耐心讀完，可見他是如何注意聽取四方士人意見。這樣一來，就大大彌補了幾個宰相所提供的謀略之不足。

　　第二，為了把種種建議仔細研究，付諸實施，武帝進一步從對策及上書人中『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待以不次之位』[18]。象主父偃，甚至歲中四遷；有些則用為相當於後來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並在左右』，成為『出入禁門腹心之臣』[19]。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幹，多智謀，可以給武帝制定內外政策提供寶貴意見。另一面，為了共同研究和決策需要，或許原歸丞相、御史兩府保管的一部分資料也逐漸轉歸近臣尚書了[20]。同時這些『腹心之臣』因為常在左右，遇到緊急情況可以及時召見，共商對策。加上他們官位低，禮節簡便，甚至可以『俳優畜之』[21]。特別重要的是，在重大決策上還可以讓他們與宰相大臣辯論。通過辯論，既可對雙方建議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後決定取捨；同時如果這些近臣正確，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見也比較委婉。【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嚴助拜為中大夫，『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黜』。如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向漢告急，武帝問太尉田`，田`力主不救；嚴助和他辯論，理由充足。於是武帝曰：『太尉不足與計』，堅決出兵援救。由此可見，將有才幹而身份低的人置於左右，主要是武帝為彌補宰相制度之不足的又一措施。後來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書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第三，有了好的決策，按制度仍得通過宰相執行，如果宰相才幹差，統治效率仍然不高，所以武帝又從對策者和一般官吏中，經過考驗，將最傑出的人才提拔為宰相。這一類宰相的代表便是公孫弘。他出身貧窮，因賢良對策第一得到武帝賞識，由博士起家，最後擢升丞相。按舊制，常以列侯為丞相，漢文帝已破格擢升，以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再封列侯，但申屠嘉畢竟仍是功臣；這次漢武帝進一步打破舊制，提拔『布衣』公孫弘為丞相，然後封侯，『其後以為故事』。這是針對列侯為相多無能的狀況，採取的一項大膽改革。類似情況還可舉出張湯。湯原為刀筆小吏，得武帝賞識，一直升到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此外，倪寬貧窮，『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因武帝奇其才，由小吏擢中大夫，升至御史大夫；韓安國出身並不高貴，『為人多大略』，遷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曾行丞相事，本已準備用為丞相，因墜車傷腳而罷[22]。可見，凡武帝賞識有才幹的人，只要中間不出問題，都先後用為宰相，並不害怕會構成對君權之威脅。

　　對於以上三項措施，過去有另一種解釋，即主張簡拔士人為近臣，使與大臣辯論，是武帝嫌相權太重，有意收其權於左右；而提升布衣公孫弘為丞相再封侯，則是武帝壓制列侯的一種手段。認為在此之前，列侯已發展成政治上『對抗皇帝的一個勢力』，常以列侯為丞相，『不是君主的專制政治，而是列侯的共和政治』[23]。

　　這種解釋並不符合武帝的指導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從漢初以來基本上沒有產生這種指導思想的政治基礎。即就武帝在位期間而言，據【漢書】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前後十三任丞相，有哪一任丞相的才幹和威望足以與武帝對抗，或與武帝在政治上發生尖銳衝突，形成了對君權的威脅呢？沒有，一個也沒有。既然如此，武帝有什麼必要處心積慮採取一個又一個措施去打擊、削弱相權呢？

　　其次，漢武帝也沒有削弱相權的具體表現。就近臣與大臣辯論言，如果武帝存在上述思想，人事問題應是主、相權力之爭的主要內容，辯論場合應該最多。然而，除田`奏事、薦人和武帝發生點矛盾外，現有史料能看到的辯論，沒有一件涉及人事，全屬新形勢下遇到新問題，想通過辯論尋找新對策。如嚴助與田`之辯論是要不要救東甌？朱買臣與公孫弘(時為御史大夫)之辯論是要不要罷新置的朔方郡？吾丘壽王與公孫弘之辯論是為平定所謂盜賊，要不要禁民挾弓弩？辯論結果，武帝往往支持近臣，因為近臣年青一些，偏於進取，與武帝意合；而大臣年紀大，思想保守一些，與武帝意左。全都和君權、相權的大小無關，而屬於採取哪種措施方能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之爭。也正因如此，武帝對持不同政見的大臣並未歧視或打擊。如田`為太尉反對出兵救東甌，並不妨礙他升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極力反對王恢出擊匈奴之議，武帝雖從王恢議而仍派韓安國率軍出征，並欣賞他為『國器』[24]。公孫弘在是否罷朔方郡之爭上站在武帝和近臣朱買臣的對立面，仍被武帝破格提為丞相。這種政治氣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好反映武帝鼓勵宰相大臣行使權力，出謀劃策。公孫弘深知這一點，當丞相後，起客館，『開東x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25]；張湯也深知這一點，出任御史大夫後更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26]。公孫弘、張湯都是善於察言觀色，窺測上意的人，如果武帝確嫌宰相權重，把在重大問題上積極出謀劃策看成是相權膨脹，以至到了設立近臣給予壓制的地步，他們還敢這樣觸犯忌諱嗎？當然不敢。

　　再次，提升布衣公孫弘先為相、後封侯，也談不上是武帝有意改變舊制，藉以壓制列侯勢力。因為這種看法的前提，即列侯已形成對抗皇帝的一種勢力是不存在的。且不說秦代之列侯(徹侯)完全是皇帝統治的社會支柱，即就漢初幾十年言，在統治階級內部除諸侯王確有威脅外，列侯以及由列侯充任的宰相何曾對抗過皇帝？呂后欲封諸呂為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皆不得不附和，只有右丞相、安國侯王陵公開反對，而且還是為了堅持劉邦所定『非劉氏不王』的舊制，並非代表什麼列侯勢力，但呂后表面提升王陵為帝太傅，輕易就奪了他的相權。呂后死後諸呂謀反，靠的是呂后生前的影響，而和他們本身是王、是侯關係不大。其後周勃因平諸呂之亂功高望重，可是文帝一免其相職，便只得乖乖就國，後被誣告謀反下獄，也沒有一個列侯敢於營救。至於景帝對周亞夫，簡直是隨意擺佈。儘管周亞夫既有軍事才幹，又有平吳楚七國亂之功，但當他對景帝稍有不馴之舉，便招來殺身之禍，又有哪個列侯敢於出面營救？丞相申屠嘉曾先後聲稱要斬文帝寵臣鄧通、景帝寵臣晁錯，可那只是空言而已，按漢制他哪有擅斬官吏之權？由於皇帝的庇護，鄧通、晁錯依然寵幸傾朝，而申屠嘉終於氣得『歐血而死』[27]。人們也許會舉出元鼎五年武帝號召擊南越，以百數的列侯竟不響應，『皆莫求從軍』為例，說明他們已形成對抗皇帝的一種勢力，致使武帝要借酎金不如法給予打擊[28]。然而實際情況是，列侯從來都是君主專制的一個重要支柱。平吳楚七國之亂，他們出過力；武帝多次開邊，他們立過功[29]，這次酎金奪爵人中不少就是因此封侯的。如韓說於元朔五年擊匈奴封龍P侯、公孫賀於元朔五年擊匈奴封南侯、趙破奴於元狩二年擊匈奴封從票侯、廣德於元狩五年因父樂擊南越死事而封龍侯等。特別是大量被奪爵的王子侯，靠推恩令方才『喜得所願』，對武帝感恩不盡[30]。有什麼特殊原因使他們變成了對抗勢力呢？沒有。這次擊南越其所以『莫求從軍』，並非不為，而是不能。早在平吳楚之亂時，列侯由於長期『爭於奢侈』、『子孫驕逸』，已是靠高利貸方得以治辦從軍行裝[31]；至武帝時連年戰爭，他們不但要從征，而且要出財物，弄得『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32]，現在又要打仗，他們難免顧盼觀望，哪裏談得上是對抗勢力？也正因這個緣故，武帝借酎金奪爵，令行禁止，絲毫未遇到抵制；丞相高陵侯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也只得自殺以謝罪[33]。

　　總之，漢承秦制，君權至高無上，雖在全國範圍內休養生息，但具體統治依然法制峻嚴，包括在統治集團內部。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存在什麼『列侯的共和政治』，使皇帝感到巨大威脅，需要通過改變舊制予以打擊。武帝提拔公孫弘為相確係破格，但那是因為當時列侯多無能之輩，要找一個得力輔佐。正因如此，公孫弘死後，一般地主階級中沒有合適的人，便又以三位列侯李蔡、莊青翟、趙周為丞相。固然，這幾個人先後下獄死，但那是因為他們不稱職，甚至觸犯法律造成的，是另一回事。而接連用列侯為相說明：在武帝心目中布衣為相也好，列侯為相也好，需要誰就用誰，一切以王朝利益為標準，並非列侯是對抗勢力，布衣是易於駕馭之勢力。也正因如此，公孫弘為相後武帝仍派近臣去論難；張湯犯法也立即迫他自殺，和列侯一視同仁。這同樣證明提拔公孫弘為相併沒有什麼隱秘的意圖在其中。至於【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所說的『其後以為故事』，也只是說從此有了先拜相，後封侯的先例，為丞相任用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並不意味此後它立即成了主要制度。事實是公孫弘死後不但接連三個丞相均列侯，再往後四個丞相雖系先相後侯，但石慶是列卿子弟，公孫賀是外戚，並且原本是列侯(坐酎金不合格失去)，劉屈郵腔首澹都和所謂用布衣為相打擊列侯勢力這一指導思想無干[34]。只有最後一個丞相田千秋可算布衣出身，但他既『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只因上書替戾太子訟冤，感悟武帝，『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35]。這是一種極特殊情況，並不足以說明武帝存在前述指導思想。

　　當然，通過前述三項措施，對武帝來說，尚書提供用以了解全國統治情況的資料增多了，幫助出謀劃策的左右近臣隊伍建立了，因而使他在全國統治事務中的發言權、否決權等，大大超過了過去基本是黃老清靜無為思想指導下垂拱深宮，消極等待宰相奏請的漢初君主。再加上擴大了丞相任用範圍，這在客觀上的確限制了宰相權力，並對長期壟斷丞相職位的列侯勢力是個打擊。但作為一個規律來探討，應該看到，它主要並非出於君權、相權之爭，而是漢初社會經濟恢復到一定階段，地主階級要求上層統治集團積極有為，大展宏圖，而原來宰相制度的某些環節已不能適應這一新形勢，因而漢武帝不得不對它加以調整的結果。

三

　　西漢宰相制度變化之主要指導思想，還可通過武帝以後的歷史進行探究。

　　漢武帝以後宰相制度的變化主要有：一是領尚書事和中朝官制度的發展與完備，進一步使宰相權力受到限制；二是公開建立三公鼎立制度，相權因此分散。兩個變化全和武帝時一樣，也並非出於君權、相權之爭。

　　先看第一個變化。

　　領尚書事制度是在什麼情況下建立的呢？

　　如前所述，武帝以前漢王朝的指導思想基本是黃老清靜無為。宰相遵循舊制，許多事務照章辦理，無需上請，是以文書簡寡；少量上請文書，皇帝完全可以親自處理，無需假手他人。然而漢武帝以後『朝廷多事』[36]，舊的制度、章程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求，於是各部門上請文書日益煩多[37]。至武帝晚年，無論精力或學識都難以應付，少數重要或複雜的可交朝臣『集議』[38]，大多數日常文書則需找人幫助審閱，提出初步意見。『使左右曹、諸吏分平(評)尚書奏事』[39]，大概就是較早的一種形式。後來便發展成領尚書事制度。【漢書】卷卷七【昭帝紀】：昭帝初即位，霍光以大將軍身份『領尚書事』。此為見於兩漢史書最早一例。當時武帝剛死，政局不很穩定，決不會另創新制，無疑當沿自武帝之時[40]。由於領尚書事替皇帝審閱文書，提出初步處理意見，不同程度地要影響最後決定；而且據【漢書】卷七四【魏相傳】，領尚書事後來還有權對上奏文書內容不善者『屏去不奏』，這樣，權力自然大起來，被叫作『內輔之臣』[41]。從宣帝死時開始，凡受遺詔輔政(內輔)者皆領尚書事，成為故事[42]。這樣，在宰相與皇帝之間插入了領尚書事，宰相和大臣所上奏章要經領尚書事過目，行使權力比過去逕直由皇帝批答自然或多或少多了一重限制。然而，這種制度的出現也不能主要歸因於君權、相權之爭。

　　首先，在這一段時期裏正象武帝之時一樣，一直不存在相權膨脹，威脅君權的問題。恰恰相反，除昭帝時霍光掌權，情況特殊外(見下)，從宣帝以後，任宰相者一般均為皇帝精選的親信或十分尊重之人。如魏相替宣帝策劃打擊霍氏，得到信任升丞相，霍氏謀反，甚至想先斬魏相後廢天子。丙吉於宣帝『有舊恩』，宣帝感激他對自己幼年時的救命之恩，以為丞相。黃霸原為郡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甚為欣賞，擢為御史大夫、丞相。於定國任廷尉十八年，是『任職舊臣』，升丞相，元帝『敬重之』。匡衡通經學，數上書，元帝好儒術，『說其言』，提拔為御史大夫，丞相。王商原為外戚，於元帝生時『擁佑太子(成帝)，頗有力焉』，成帝即位後以為丞相，『甚尊任之』。張禹原是成帝師傅，受到『敬重』，先領尚書事，後升丞相，甚至退休後，『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翟方進，成帝『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有政績，『器其能』，擢為丞相，『奏事亡不當意』[43]。上述主相關係相當融洽，這種狀況和說領尚書事的出現與發展乃出於君權、相權之爭，是十分不協調的[44]。

　　其次，正因宰相一般均為皇帝精選之親信和十分尊重的人，所以儘管領尚書事制度發展，皇帝仍賦予宰相極大權力。【後漢書】卷四六【陳忠傳】：陳忠上書稱漢之三公『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這是宰相職權的核心。即一面與皇帝商議全國大事，出謀劃策，包括有時通過上書提出建議；另一面在皇帝作出決定，形成詔令後，監督百官具體貫徹執行。領尚書事能不能把這些事包下來呢？不能。就議政事言，宰相往往年紀較大，統治經驗較豐富；而且丞相府有掾史三百多，御史大夫寺有屬官四十五人[45]，分別掌管並向宰相提供全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材料。而當時尚書機構尚在發展初期，人數有限[46]，掌管材料肯定不夠全面；領尚書事因是『內輔』，着重幫助皇帝掌握和行使君權，往往以關係親密的外戚和師傅充任，統治經驗比不上宰相[47]，重大政事仍靠宰相定奪。【漢書】卷六四下【賈捐之傳】：珠崖郡屢叛，待詔賈捐之建議放棄珠崖，元帝『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咸反對，丞相於定國支持，『上乃從之』。【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成帝晚年，丞相翟方進等上書請改地方監察長官部刺史為州牧，成為一級行政長官，『奏可』。及哀帝立，朱博為御史大夫，『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對這類重大問題，很少看到領尚書事參與謀議或故意阻撓的。

　　那麼領尚書事『內輔』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從西漢看，多半是在人事，特別是中央官吏的任免、獎罰、升降[48]。這就涉及『出則監察而董是非』的權力，在這一方面，按制度本來也歸宰相掌握[49]。但有的領尚書事干預較多。【漢書】卷八二【王商傳】載，王商於成帝初年為丞相，琅邪郡災害嚴重，王商派人按問太守，領尚書事王鳳囑王商勿問，商不聽，上書請免太守，章奏『寢不下』。此事一方面說明，直接派人審察官吏，根據材料奏劾權本歸宰相；然另一方面章奏留中不下又正好是領尚書事在人事任免上影響皇帝，限制宰相權力的反映。這類事情多了，特別在官吏獎懲、賞罰上領尚書事影響皇帝多了（如成帝時的王鳳），百官對他便會『側目而視』 [50]。但這只是領尚書事侵犯宰相一個方面的權力。領尚書事在這一方面的影響，從宣帝以後的西漢歷史看來，對它不能估計過高。原因在於領尚書事是『內輔』，其任務和宰相不同，是有彈性的。宰相等於全國的大管家，他對天下諸事都得在呈皇帝審批前作出反應，出主意，想辦法，推薦官吏去執行。而領尚書 是輔助皇帝行使君權，如果碰上皇帝精力充沛，事必躬親，或者對大臣不大放手，領尚書事不但對重大政務，就是在人事上發揮作用也極其有限。如漢宣帝在霍光死後，特別在霍氏謀反平定後，『躬親政，省尚書事』 [51]。當時丞相是魏相，御史大夫是丙吉，與宣帝配合默契，宣帝『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 [52]。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張安世由於特殊原因在任領尚書事幾年間人事謀議參與較多外[53]，差不多二十年中，內輔大臣如韓增、許延壽、史高等，都未見有何弄權之事。再如漢哀帝時，外戚丁氏、傅氏先後任大司馬等官『輔政』，『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54]。王夫之說：哀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55]。所謂『政自己出』，便是說對宰相關於政策、人事方面的建議，由自己直接決定是否採納，而不理會輔政大臣的意見。
　　固然，漢成帝時情況有所不同，外戚王氏特別王鳳為輔政大臣領尚書事，權力頗大。然而具體分析，便會看到成帝賦予王鳳大權，並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如前所述，成帝和宰相關係基本是融洽的)，而是有其特殊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而且『幸酒、樂燕樂，(父)元帝不以為能』。即位後又繼續『湛於酒色』[56]，對處理煩雜統治事務估計不大感興趣。另一面成帝對王鳳又頗為信任。早在元帝晚年，作為太子舅父的王鳳十分關心太子地位的安危。元帝常有意換太子，靠侍中史丹多次勸諫而未實行。在元帝動搖於廢立期間，王鳳『與皇后(成帝母)、太子皆憂，不知所出』[57]。王夫之說：這時與成帝『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又說：『人情出於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58]。在這種情況下，成帝委王鳳以大權，或根據他的意見處理政務，以便自己沉溺酒色，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宰相權力的確受到了領尚書事的制約，但這是一種特殊情況，決非出於君權、相權鬥爭的需要。

　　由此可見，領尚書事制度是客觀形勢發生變化，統治事務日益煩雜後的產物。它的出現雖使宰相行使權力在某些方面、某些時期受到限制，二者存在矛盾；但在西漢一代，它遠不具備代替宰相的條件。從基本方面言，領尚書事與宰相互相配合，並行不悖，成為鞏固漢武帝以後封建統治的兩個極重要的制度。

　　中朝官制度情況略同。前面已講，武帝簡拔有才幹之士人置於左右，是在新形勢下摸索出來的經驗。昭帝以後，左右近臣逐步形成中朝官，範圍擴大[59]。其主要任務除侍衛皇帝外，便是參與政事謀議。是不是皇帝要用他們來壓制宰相和外朝官呢？從宣帝以後情況看，似乎不像。現有材料表明[60]，他們固然有時單獨會議或行動，但大多數情況是和外朝官一起商議或行動，特別是重大政事。如元帝時隴西羌反，時逢四方饑饉，如何對付？成帝時無子，立誰為嗣？哀帝時匈奴單于稱病不朝，是否將發生變故？均是。而且即使中朝官單獨會議，往往最後仍要經外朝官討論。如【漢書】卷八六【王嘉傳】載，王嘉任丞相，有罪，事下將軍中朝官集議，孔光等中朝官主交廷尉治罪[61]，然而到哀帝下制最後決定時說的卻是：『「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孔)光等言可許。」議郎龔(勝)等以為「……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不當下獄)」』。可見，實際上中朝官集議後，以其意見為基礎，又經過中外朝官合議。再如【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朱博任丞相，有罪，『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其後『宣等劾奏(朱博)』云云，然而到哀帝下制卻說：『「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f望等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同案犯傅晏應重懲)」』。證明同樣經過了中外朝官合議。由此可見，宣帝以後中朝官制度之所以得到發展，從其主要方面言，恐怕並非出於壓制外朝，削弱宰相權力的指導思想，而是因為中朝官是近臣，人數較少，比較靈活，當時全國事務比漢初煩雜得多，有些大事皇帝拿不定主意時交他們集議，提個初步處理意見供皇帝採擇，如果必要再交中外朝合議。
　　當然，說領尚書事制度和中朝官制度之建立與發展主要並非出於君權、相權鬥爭的需要，並不意味皇帝與宰相沒有矛盾，但其矛盾性質大體上都和前述周亞夫、田`等一樣，和所謂相權膨脹沒有關係。為了避免煩瑣，這裏只就容易被人誤解的哀帝時例子進行剖析。

　　【漢書】卷十一【哀帝紀】贊曰：哀帝『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指丞相朱傅、王嘉)，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看來似乎主相權力之爭很激烈。可是仔細一分析，第一，所謂成帝時權柄外移，是指移於內輔之臣，即外戚王氏，而非移於宰相，為何哀帝要把怒氣發在宰相身上？何況哀帝自己也寵幸內輔之臣董賢，甚至想把帝位禪讓給他。可見，屢誅大臣恐怕和成帝之大權外移沒有必然聯繫。說『欲強主威』，也只是班固的一種分析，並無足夠根據。第二，即就朱博、王嘉得罪之事研究，也並非由於相權侵犯君權。朱博是因為想討好哀帝祖母傅太后，接受指令，去陷害另一大臣傅喜，觸犯了刑律；而王嘉則因諫諍太直，傷害了哀帝的自尊心。當時因為這類緣故而死的也不只王嘉一人，甚至近臣尚書僕射也不能倖免[62]。這些都帶有個人特點，而和宰相權重與否沒有關係。關於這一問題有一強證，就是成帝時將丞相獨攬大權的三公制改為三公鼎立的宰相制度，然而到哀帝初竟又改了回去，恢復了丞相獨尊之局面(均見下)。如果哀帝有意識打擊、削弱相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綜上所述，武帝之後至成哀之間宰相制度的某些變化，領尚書事和中朝官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和武帝前期一樣，主要不是出於皇帝削弱相權這一指導思想，而是為了提高統治效率，更有效地進行封建統治。

　　但有段時期又當別論。這就是從昭帝立(前87年)，至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為止的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霍光領尚書事，為輔政大臣，一切大權都在他手中，所謂『海內之命斷於掌握』[63]。在這期間，宰相權力的確有意識被限制、削弱了，但這是一種極特殊的情況。

　　武帝晚年，欲立少子弗陵(昭帝)，因弗陵年幼，才八歲，便不得不設輔政大臣。當時丞相田千秋雖『敦厚有智』，然『無他材能術學』[64]，武帝不中意；同時給宮內輔政，只有侍衛之官(即後來的中朝官)方便，宰相總理百政，事務煩雜，又在宮外，也不合適。武帝環顧左右近臣，選中了奉車都尉霍光，以他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而副之以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這樣，依靠武帝五十多年統治的威望和付託，『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來了[65]。但是霍光原來的官位並不高。奉車都尉只不過秩比二千石，資歷也不夠，所以當過太僕(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夥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搞掉霍光，事件雖迅速平定，卻不能不迫使霍光考慮如何對待地位比上官桀、桑弘羊還要高得多的丞相田千秋(時金日已死)和其他大臣。這個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霍光作為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宰相充分行使權力，提高統治效率，以鞏固昭帝和自己的統治；但另方面，霍光原來地位畢竟比丞相、御史大夫、列卿要低，因此代表昭帝指揮百官特別是丞相，不能不有所顧慮。在這種情況下，採取的措施是：

　　第一，加強領尚書事的權力。漢武帝時領尚書事大概權力不大，所以史書不載誰擔任過這一職務。武帝顧命也未讓霍光等領尚書事。可能昭帝立後，霍光等人認為昭帝年幼，無法於百官朝見時處理國事，自己也不便當場代替昭帝向丞相、百官發號施令，最好辦法是通過文書上下，加以指揮。於是自封領尚書事，以比較婉轉的形式審批丞相、百官的文書，達到輔政的目的。這樣，無形中大大加強了領尚書事權力。

　　第二，由於宰相、列卿地位甚高，霍光在審批他們的文書時便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重新恢復漢武帝前期重用地位低的左右近臣參與謀議的辦法。如在上官桀等事件平定後，霍光先後引進張安世、杜延年、田延年為侍衛之臣，作為自己的助手與顧問。【漢書】卷六十【杜延年傳】載，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奸(指揭發上官桀)，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這樣便又促進了中朝官制度的完備，而為宣帝以後各朝所沿用。

　　第三，在任用丞相、御史大夫時霍光都挑雖不乏才幹，卻膽小怕事，能服從己命者。繼田千秋之後為丞相者有王D、楊敞、蔡義，性格均略同；如楊敞，本來還是霍光部下，為大將軍長史，經霍光一手提拔，『無勞』而不斷升官。以至『議者或言(霍)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66]。

　　以上三項措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包含有意識削弱、限制宰相權力的因素在內的。但這不能代表宣帝以後的傾向，而是昭帝一代霍光的特殊身份決定的。宣帝以後即位皇帝均已成年，名正言順，沒有必要用窩窩囊囊的人當宰相；同時雖繼承了領尚書事和中朝官制度，也與霍光的意圖並不相同，從而賦予的權力也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再看第二個變化。

　　西漢宰相制度真正在形式上也發生重大變化，是在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在這之前，名為三公理政，實際上丞相權力獨重；在這之後，採納大臣何武建議，改革為三公鼎立制度，即丞相名稱不變，將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與武帝時早已由太尉改名的大司馬一起，『增奉如丞相』[67]。從此三公地位平等，丞相不再獨攬大權。這是一次依儒家學說實行的重大改革，後代的三公制嚴格說應始於此。

　　為什麼進行這項改革？不少書也說是皇帝為了削弱、分散相權[68]。然而正象漢武帝時一樣，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首先，如前所述，成帝統治二十多年並不存在相權對君權的威脅。也就是說，沒有形成有意識削弱、分散相權這一指導思想的基礎。當然，主相之間矛盾是有的，但均與相權大小沒有關係。如匡衡因侵佔國有土地，『專地盜土』，被免相。王商因與領尚書事王鳳矛盾，受他陷害而死，成帝為此還同情王商，對王鳳不滿。翟方進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恰逢天變，成帝歸咎於他，被迫自殺。至於薛宣，因經術淺為成帝所輕，後被藉口統治無能，鎮壓農民起義不力免相，與上面幾個人原來一直受信任和尊重有所不同，但在和成帝的矛盾主要不屬權力之爭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69]。

　　其次，何武建議本身也提供了不存在上述指導思想的有力證據。何武說，其所以應改革是因為『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70]。就是說，是為了提高統治效率。考之成帝后期，政治腐敗，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到改革宰相制度的這一年，甚至連詔令也不得不承認『百姓怨望者眾』[71]。面對這一局勢，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把它歸咎於宰相統治不力，想通過三公鼎立，分工負責，以挽救搖搖欲墜之統治，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這次改革後僅僅過了三年，於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因議者多以為這次改革『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經大司空朱博奏請，又恢復了綏和以前舊制。如果原來確係出於皇帝削弱相權的意圖而改革，照說從武帝以來為此鬥爭了一百多年，好容易達到在制度上加以固定的目的，豈能剛過三年便又改回去呢？而且這時丞相是孔光，朱博和他有矛盾，正在設法排擠他，如非出於統治效率之考慮，就不會奏請此事，讓孔光擴大權力[72]。

　　哀帝恢復綏和以前舊制後，過了四年，至元壽二年(前1年)又重新實行三公鼎立制度，並進一步把丞相改稱大司徒，這又如何解釋呢？我認為從當時背景看，也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而是為了尊寵董賢的緣故。據【漢書】卷九三【佞幸董賢傳】，很早以來哀帝就寵幸他，後來又以他為大司馬，甚至想禪位給他，以侍中王閎諫作罷。而在舊制下，丞相地位高於大司馬，不符哀帝心意；董賢又年青，才二十多歲，西漢沒有年青人當丞相的先例[73]。於是『正三公官分職』的辦法便被提了出來[74]，不但恢復三公鼎立制度，而且把大司馬班在首位。不過把丞相地位壓到大司馬下面，和秦漢以來舊制衝突厲害，便又依儒家三公學說將丞相之名改為大司徒，巧妙地掩飾新制的缺陷。哀帝的心意，丞相孔光十分清楚，極力迎合。在這次改制前，哀帝讓董賢拜訪孔光，儘管董賢父親董恭當過孔光屬吏，董賢作為大司馬地位又在孔光之下，但孔光『知上欲尊寵賢』，竟放下丞相架子，『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75]。王夫之曾痛斥孔光之行是『執臣主之禮』[76]。然因哀帝高興，孔光不但穩固了自己官位，而且兩個侄子也因此得以拜官。由此可見，元壽二年的改制，表面上丞相權力分散，地位降低，然究哀帝之動機不但不是出於君權、相權之爭，恰恰相反，而是孔光為進一步討取哀帝歡心，一致尊寵董賢的結果。當然，這是一種衰世的不正常現象，也不能代表當時統治階級的意志。

　　總之，漢成帝以後三公鼎立制度之建立，雖然和漢武帝之改革相比，歷史背景、國力強弱相差很大，具體措施也不一樣，但就其基本指導思想言，總的來說卻是相同的。即都不是出於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的需要，而是為了通過改革，加強統治，維護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



[1]參葉適：【習學紀言】卷二三；曾資生：【中國政治制度史】第2冊，第14、146頁，南方印書館；聶崇岐：【宋史叢考】上冊，第207、213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2]【漢書】卷六四上【徐樂傳】。
[3]【資治通鑑】卷一七，武帝建元二年。
[4]漢武帝晚年，一度想恢復左右丞相之制，但未成事實。見【漢書】卷六六【劉屈喲】。
[5]參【文獻通考】卷四八【職官考二】引石林葉氏之統計。葉夢得的結論是：『太尉官自高祖以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不以為常也』。
[6]如武帝初年，竇嬰為丞相，與太尉田`推薦趙綰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見【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又如黃霸為丞相，薦史高為太尉，宣帝派人責問：『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君何越職而舉之？』證明除將相外，御史大夫以下官丞相均可推薦，見【漢書】卷八九【黃霸傳】；胡三省甚至認為，按制度丞相推薦太尉也不算越職，見【資治通鑑】卷二七，五鳳三年。
[7]對『起家至二千石』句，據現有史料，似未見漢初有人從布衣起家即至二千石官的。景帝時鄧公『起家為九卿』，是因為他早已是城陽中尉(二千石)，乃免職後再起用，見【史記】卷一百一【晁錯列傳】。韓安國甚至『起徒(犯人)中為二千石』，也是因為他原已為梁國中大夫，見【史記】卷一百八【韓長孺列傳】。起家的這種用法至三國尚存在。如杜恕原為太守，以疾免，『起家為河東太守』，見【三國志】卷十六【杜恕傳】。
[8]【漢書】卷五二【田`傳】。
[9]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張武曾斷言諸功臣有異志，當即遭宋昌駁斥。後來事實證明張武是過慮。所以文帝雖對右丞相周勃驕傲不滿，卻在勃免相後讓陳平一人獨相；其後又讓另一功臣灌嬰獨相，率大軍出征，都不嫌他們權重，這就證明文帝、周勃矛盾並非君權、相權之爭。
[10]一月一朝，見【後漢書】志第五【禮儀中】『朝會』條。一月二朝，叫『朝朔望』，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卷八一【張禹傳】。
[11]【資治通鑑】卷一七，武帝建元元年。
[12]【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及師古注引【漢舊儀】。
[13]【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14]以上分別見【史記】、【漢書】本傳。
[15]【觀堂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
[16]【漢書】卷三九【蕭何傳】、卷四二【張蒼傳】載，秦丞相、御史府收藏『律令圖書』，可據以了解『天下厄塞』等情況，漢初承用此制。
[17]分見【資治通鑑】卷一七，武帝建元元年、建元三年；卷一八，武帝元光五年。
[18]【資治通鑑】卷一七，武帝建元三年。
[19]【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中大夫後改光祿大夫，是外朝官，見【漢書】卷七七【劉輔傳】王先謙補註。但武帝此時從他們『並在左右』來推測，應相當於後來的中朝官。
[20]【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僅記尚書保管遺詔；而【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卷六八【霍光傳】、卷七四【魏相傳】則記尚書之權已發展為接受吏民上書，保管並審閱各種文書，估計應是從武帝時開始變化的。而按舊制，不但文書資料之保管歸丞相、御史兩府，而且『受公卿奏事(文書)』之權也在御史中丞，參【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21]【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22]分見【漢書】本傳。
[23]見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獨立出版社，1945年）第2章第4節，第151、152頁；曾資生【中國政治制度史】第2冊（重慶南方印書館1943年），第14、16、63、125頁。
[24]【漢書】卷五二【韓安國傳】。
[25]【資治通鑑】卷一九，武帝元朔五年。
[26]【漢書】卷五九【張湯傳】。
[27]【史記】卷九六【申屠嘉列傳】。又漢行『先請』之制，郎中(比三百石)有罪，耐(略等於徒刑)以上先請，見【漢書】卷一下【高帝紀】，則申屠嘉絕無權殺鄧通、晁錯。
[28]【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卷六【武帝紀】。
[29]武帝時封侯者七十五人，多半因從軍有功或少數族貴族歸降，見【漢書】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30]【漢書】卷六四上【主父偃傳】。
[31]見【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32]【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顏師古注。
[33]【資治通鑑】卷二○，武帝元鼎五年。漢武帝採取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並非政治性的，而是為了藉此增加一大批收入，參【文獻通考】卷二六七【封建考八】西漢功臣侯條按語。
[34]武帝對這幾人的才幹也很不滿意，公孫賀死後，竟想恢復漢初左右丞相之制，乃先以劉屈游左丞相，『待得賢人』再拜右丞相，即想用兩相來彌補一相才幹不足的缺點。見【漢書】卷六六【劉屈喲】及師古注。
[35]【漢書】卷六六【田千秋傳】。
[36]【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37]僅就刑法言，當時律令已達三百五十九章，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絕大部分是用文書形式上報經武帝批准的。見【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38]參【西漢會要】卷四○【職官十・集議上】、卷四一【職官十一・集議下】。
[39]【宋書】卷三九【百官上】。
[40]【晉書】卷二四【職官志】稱『案漢武時，……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即一證。
[41]見【漢書】卷八二【傅喜傳】。
[42]見【資治通鑑】卷二七，宣帝黃龍元年，胡三省注。
[43]以上八人見【漢書】本傳。
[44]當然，皇帝對有的宰相也不滿意。如薛宣為能吏，然經術淺，成帝『輕焉』，藉故免其丞相職。但這與君權、相權之爭無關。正因如此，後經人保薦，成帝又以宣『給事中』，甚至『視尚書事』(略等於領尚書事)。見【漢書】卷八三【薛宣傳】。
[45]見【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太平御覽】卷二二七引【漢舊儀】。
[46]【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成帝初除令、僕射置尚書五人、有四丞，一共才九人；成帝以前，人數當更少。
[47]如宣帝臨死，以外戚史高、太子(元帝)師傅蕭望之、周堪輔政，領尚書事。他們資格、經驗都無法與丞相於定國比。正因如此，後來元帝器重蕭望之，便『欲倚以為丞相』，證明丞相之選最重要。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48]【漢書】卷九八【元後傳】：成帝時王章彈劾領尚書事王鳳，說：『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然所舉作為證明的三件『大事』，全屬人事問題。
[49]【漢書】卷八六【王嘉傳】：王嘉為丞相，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翟方進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皆罷退之』。都是證明。
[50]【漢書】卷九八【元後傳】。這種現象在有的佞幸身上也會發生，見【漢書】卷九三【佞幸石顯傳】。
[51]【漢書】卷七四【丙吉傳】。
[52]【漢書】卷七四【魏相傳】。
[53]張安世本霍光一手提拔的親信，原來對宣帝很輕視。所以霍光死後，在宣帝與霍氏鬥爭中，張敞曾上封事請罷免霍氏三侯及張安世。然而奇怪的是張安世後來竟經宣帝親信魏相推舉，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霍氏滅，安世繼續『典樞機』。其原因很可能是經魏相拉攏，安世反戈一擊，立下大功，以及安世兄張賀於宣帝有舊恩之故。見【漢書】卷九七【外戚許皇后傳】。正因如此，霍氏滅後，他『小心畏忌』，『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裝作不知。大概由於此故，他參與人事任命之事稍多。見【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卷七六【張敞傳】。
[54]【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定陶丁姬傳】。
[55]【讀通鑑論】卷五，漢哀帝十。
[56]分見【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卷十【成帝紀】。
[57]【漢書】卷八二【史丹傳】。
[58]【讀通鑑論】卷四，漢元帝七。
[59]參見【漢書】卷七七【劉輔傳】注及王先謙補註。
[60]參見【西漢會要】卷四○、四一。
[61]【漢書】卷七二【龔勝傳】記同一事，在『將軍中朝者』之中還包括了外朝官『司隸鮑宣』，說明名為中朝官集議，其實並不那麼嚴格。
[62]參見【漢書】卷七七【鄭崇傳】。
[63]【漢書】卷七六【張敞傳】。
[64]【漢書】卷六六【田千秋傳】。
[65]【漢書】卷六八【霍光傳】。
[66]見【漢書】卷六三【燕刺王旦傳】、卷六六【楊敞傳】、卷六六【蔡義傳】。
[67]【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武帝時大司馬本『祿比丞相』，很可能為宣帝所減，故此時有增俸問題。參【漢書】卷十【成帝紀】補註。
[68]如李俊【中國宰相制度】第1篇，第47頁，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69]以上四人事分別見【漢書】本傳。
[70]【漢書】卷八三【朱博傳】。
[71]【漢書】卷十【成帝紀】。
[72]參見【漢書】卷八三【朱博傳】、卷八一【孔光傳】。
[73]西漢年青人只有當大司馬的先例，如衛青、霍去病。哀帝正是據此先例任命董賢的。
[74]【漢書】卷十一【哀帝紀】。
[75]【漢書】卷九三【董賢傳】。
[76]【讀通鑑論】卷五，哀帝一。

作者：祝總斌
原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