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2)

  來源: 中華歷史網

二、關於『積貧』問題

　　『貧』指貧困，『積貧』指長期的貧困。錢穆說：『宋代……內部又終年鬧貧，而且愈鬧愈凶，幾於窮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積貧』到這等程度嗎？從整個國民經濟看，宋朝並不貧。首先看一下農業狀況。唐代耕地爲620萬頃，宋代524萬頃（以上只據國家掌握的稅田計算，不計隱匿的土地。）由於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畝約合今0.783畝，宋代一畝約合今0.974畝，以上耕地換算成今畝，唐代耕地爲485萬多頃，宋代爲511萬多頃。（參杜文玉【唐宋經濟實力比較研究】。另外一種換算法，唐代耕地爲337萬頃，宋代耕地472萬餘頃，宋比唐多了百分之四十。）宋代疆域雖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卻比唐還多，可見，在土地開發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
　　最能反映農業發展水平的是單位面積產量。唐代富饒的關中地區畝產稻穀二石[4]，而宋代許多地區畝產米已達到二至三石。陳傅良說：『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5]宋代 『稻子二石，折米一石。』[6]據此將米折合成谷，則畝產達四至六石。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策】說：蘇州一帶，『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至三石。』[7]朱熹說：浙東『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8]王炎說：鄂州一帶『膏腴之田，一畝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畝二斛。』[9]最突出的例子是北宋中期明州（今寧波），由於有廣德湖灌溉之利，『鄞縣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碩。』[10]開創了古代畝產的新記錄。唐代最盛時，每年運往首都糧食300萬石，而宋代兩淮、江南、兩浙六路每年運往汴京糧食多達600萬石。
　　宋代的手工業也非常發達，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國學者統計，宋代的鐵的產量之多超過了英、法兩國工業革命時期產量的總和。
商業的繁榮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區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鎮興起，開封、杭州成爲當時世界上最爲繁華的大都市，杭州在馬哥波羅的筆下簡直成了天堂。
　　海外貿易大發展，指南針的發明和廣泛運用，宋錢成了許多國家的通用貨幣，至今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經常出土宋錢，即是明證。宋代經濟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人論述甚多，這裡只能點到爲止。一個『積貧』的國家能有這樣良好的記錄嗎？
　　不少人將『積貧』解釋成政府貧，即指財政長期出現赤字。首先，政府財政出現赤字，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的唯一標準嗎？美國政府財政經常出現赤字，但是，誰能否認它是超級大國？我國在文革前，長期收支平衡，不是依然居於第三世界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嗎？現在連年有赤字，但是，誰能否認現在經濟比過去發達、國民收入比過去大有提高？只有國民經濟大幅度滑坡，財政赤字無法彌補，這才算『貧』。這樣的情況長期持續下去才可稱作『積貧』。
　　其次，看一下宋代政府財政收支的具體狀況，是否長期赤字？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時期，一直是收入超過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到皇佑年間，在【皇佑會計錄】中第一次提到『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11]但同時另一本書說，此錄記載當歲之入，『所出無餘』[12]，是說支出以後，沒有剩餘，換言之，大體上收支平衡。兩者綜合起來看，大概有一點兒超支，但並不大。曾鞏【議經費扎子】說『天下歲入，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13]還是說的收支基本平衡。明確記載收入大於支出的是治平元年（1064）和二年，【文獻通考】國用：治平二年，入116.138.405，出120.343.674，非常出11.821.278，諸路積160.292.093。如果後者可以理解爲地方財政收入，那麼，單看中央的情況是收入大於支出，但加上地方財政收入，則還是收入大於支出的。正因爲國民經濟處在不斷上升之中，中央雖然短期內出現了財政赤字，但民間和地方財政還是比較好的，所以王安石一實行變法，財政赤字馬上得到解決，說得簡單些，變法主要是將民間的和地方財政上的一部分錢，裝到了中央政府的腰包里。王安石變法時期，生產工具、生產關係並沒有本質變化，生產力不可能有明顯的提高，過去，將財政赤字的解決，歸功於變法提高了生產力，這顯然是不合事實的。元佑推翻變法，中央重新出現財政困難，因而紹聖再度實行新法，中央財政又得到轉變，正由於有豐厚的財力作支撐，才有三面包抄西夏的舉動，河西的戰事節節勝利，使西夏處於被動挨打局面。
　　再說宋代中央的收入分兩大塊，除了政府之外，還有皇帝的內藏庫，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如神宗的封椿庫，可用於收復幽雲十六州之用。當國庫出現缺口時，往往以內藏庫來填補。如慶曆二年六月一次就拿出內藏銀二百萬兩、絹二百萬匹，以補三司經費的不足。[14]到北宋晚期，皇帝所有的御前錢物更有大幅度的增長，僅大觀三年（1109）180萬貫茶息中，納入皇帝口袋的就有100萬貫。[15]宋徽宗時期所謂『豐亨豫大』，無限度的奢侈浪費，固然是很荒唐的，但從一個側面也能反映當時的財政狀況絕不是貧窮的。
　　有一種想當然的看法，以爲宋代給遼、夏、金歲幣，使得它變窮，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導致政權的垮台。[16]事實上，歲幣數量很有限，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貿易中得到補償，以宋對金的茶葉貿易爲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萬兩銀子（一作70萬兩），僅此一項就比紹興和議中宋方付的歲幣25萬兩還要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