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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王晓明博客 三、因为落后挨打？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比如给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就是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其实，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
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壮者皆兵，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供军之资，十居七八。”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兵临开封城下者则更少。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军政腐败。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宋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需求。可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句俗话来说，就是“内脏整个都烂了”。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但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副为民爱民的样子，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还多次做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方腊揭干而起，河朔、山东更是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贼。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心，上下如兄弟；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而是清明战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历史铁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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