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更為關鍵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過程當中，三衙往往也比較活躍，發揮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韓琦為『定策元勛』，但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協助宰相韓琦，對穩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動亦功不可沒。
李璋，是仁宗親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實寓託孤深意，【宋史李璋傳】記載：『仁宗書「忠孝李璋」字並秘書賜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英宗即位，時局果有不安之勢，一則英宗以外藩入繼，皇室內部覬覦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7]（卷198注引【直筆】）北海郡王趙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屬，心不平』，公開揚言：『豈有團練使（指英宗）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輩，所謂『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則軍兵貪財希賞，『時禁衛或相告，乾興故事（仁宗即位），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眾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言』，[7]（卷198）軍心浮動。
在這政治敏感時期，李璋沒有辜負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時，進一步確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實為李璋）扣殿階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後，後許之。時英宗散發被面，覆以帽子。質（璋）徐縉笏拂開發，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註：【長編】卷198嘉v八年四月李燾注引蔡氏【直筆】，並考證說：『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故據之改屬李璋事。）二是否決了執政增加京城防備的擬議，史稱：『帝（仁宗）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10]（【李璋傳】）三是痛責驕兵，及時地穩定了軍心，『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其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對此，當時人就有將其與韓琦並列的高度評價，『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筆】）
第二，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與宰相蔡確等人合作，為確保哲宗順利繼承皇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際，有所謂高太后『有廢立之謀』（即以雍王趙顥取代哲宗）和蔡確等擁戴哲宗有『元豐受遺定策殊勛』的政治疑案出現。在日後的元v、紹聖新、舊黨爭中，新黨皆主此說，舊黨則力辨其誣，至有【新錄辨誣】、邵伯溫【辨誣】之作。由於神宗、哲宗兩朝【國史】、【實錄】已經雙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歷史真相十分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圍繞着哲宗即位，當時政見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確實有過激烈的鬥爭，結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攝政，雙方暫時妥協而告一段落。對此，鄧廣銘、漆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變法】諸名著中已有初步闡述，筆者擬在其基礎之上另文再詳細考證，這裡僅概述結論，並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在其中的作用。
簡單地說，高太后反對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實由來已久，而雍王趙顥不僅是她的愛子，兩人在反對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聯手向神宗發難，逼其罷免王安石。據【邵氏聞見錄】卷3記載：『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興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趙顥）至太皇太后宮（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余復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神宗所言『汝自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趙德昭自殺之語，可見對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彌留之際，趙顥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攝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顥乃邀於廊曰：「上疾急，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輔臣愕不對』；後在高太后的默許下謀位之心日益膨脹，像『太子未建，中外洶洶。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宮嬙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荊王f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數留禁中，f屢牽臂引出』[7]（卷352李燾注）等一類記載雖出於新黨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這種形勢下，哲宗能否得繼父位就成了一個疑問，宋神宗有鑑於此，於是有託孤於蔡確、燕達兩人之舉，史稱：『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勤諭確協力早定。』蔡確，時任首相，神宗對他的評價是：『群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7]（卷352李燾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為其輔助，用意當然是希望以軍力為蔡確後盾。
燕達，時任殿前副都指揮使，是宋神宗親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將領，『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10]（【燕達傳】）他對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儲前夕，待蔡確派其弟蔡碩轉達神宗、蔡確之意後，當即表示：『願盡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確）。』[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對高太后、趙顥等形成了較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方接受了立哲宗為太子、由高太后攝政的折衷方案。能夠爭取到這一結果，對神宗為首的變法派來說，在當時不利的條件下，已經是比較好的選擇了。
燕達不僅於立哲宗為太子時以武力協助了宰相蔡確，在哲宗登基前後，為防萬一，他還不顧忌諱，上奏要求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六十名中下級軍官守在皇宮內東門外。史書記載：『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百官朝哺臨，由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燕）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奸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眾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7]（卷353注）在燕達的請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許燕達領軍校日夜於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註：如【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李燾注引【密記】曰：『三月五日燕達奏，差殿前指揮使六十人赴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奉旨依。』並考證說：『惟燕達乞守宿內東門外，前此未有也。……應是達創有陳請，非舊例也。』可見是舉確實出自燕達一己之議。）燕達是舉，意在防範由內東門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對哲宗不利者，對哲宗順利即位顯然意義非輕。從這個角度上講，神宗認為他『忠實可任』確屬知人善任。
第三，步軍都虞候（註：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言何灌時為殿帥，但【宋史】本傳無載，又當時有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何氏此時職務據【宋史】本傳實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尋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何灌於徽、欽內禪之際，以武力為後盾，震懾了鄆王趙楷的搶位企圖。何灌，開封人，以善射著稱，積軍功於徽宗末年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徽、欽內禪之際，他領兵入衛。當時正是金軍南下北宋國勢艱難，北宋皇族本應同心協力，共赴國難，但由於徽宗、欽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寵愛三子鄆王趙楷，已萌廢立之意，據時人胡寅說：『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耿）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裝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16]（卷27）待徽宗急於逃避金兵而禪位時，趙楷不顧大局，在宦官們的慫恿下，仍試圖搶位，【宋史何灌傳】記載：『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宋人筆記中對此事更有詳細描述，如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曰：『宣和末，v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幸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灌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灌指劍以示曰：「灌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為粉碎趙楷等搶位企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綜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過程中確實發揮有比較重要的作用，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在古代專制主義政體之下，皇位新舊更迭往往是各種勢力競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時期，北宋儘管重之輕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軍將帥，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揮使，作為直接握有京城禁軍兵權的強有力人物，他們的地位自然舉足輕重。
不過，北宋三衙參預皇位更替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即有節、有利。有節，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發揮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樣作為一個單獨的集團出現，而且時常表現為能主動同宰相等文官執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雖然是三衙將帥的後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在北宋卻幾乎一次也沒有發生，他們主要是作為一種軍事威懾力量輔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將帥對皇位繼承的適當干預，多數情況下對穩定政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時的李璋、哲宗即位時的燕達、欽宗即位時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來有宋史專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為手握重兵的武將，能夠在皇位更迭中發揮出上述良好作用，應該說正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體現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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