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更為關鍵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過程當中,三衙往往也比較活躍,發揮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韓琦為『定策元勛』,但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協助宰相韓琦,對穩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動亦功不可沒。
李璋,是仁宗親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實寓託孤深意,【宋史李璋傳】記載:『仁宗書「忠孝李璋」字並秘書賜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英宗即位,時局果有不安之勢,一則英宗以外藩入繼,皇室內部覬覦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7](卷198注引【直筆】)北海郡王趙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屬,心不平』,公開揚言:『豈有團練使(指英宗)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輩,所謂『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則軍兵貪財希賞,『時禁衛或相告,乾興故事(仁宗即位),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眾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言』,[7](卷198)軍心浮動。
在這政治敏感時期,李璋沒有辜負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時,進一步確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實為李璋)扣殿階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後,後許之。時英宗散發被面,覆以帽子。質(璋)徐縉笏拂開發,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註:【長編】卷198嘉v八年四月李燾注引蔡氏【直筆】,並考證說:『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故據之改屬李璋事。)二是否決了執政增加京城防備的擬議,史稱:『帝(仁宗)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10](【李璋傳】)三是痛責驕兵,及時地穩定了軍心,『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其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對此,當時人就有將其與韓琦並列的高度評價,『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筆】)
第二,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與宰相蔡確等人合作,為確保哲宗順利繼承皇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際,有所謂高太后『有廢立之謀』(即以雍王趙顥取代哲宗)和蔡確等擁戴哲宗有『元豐受遺定策殊勛』的政治疑案出現。在日後的元v、紹聖新、舊黨爭中,新黨皆主此說,舊黨則力辨其誣,至有【新錄辨誣】、邵伯溫【辨誣】之作。由於神宗、哲宗兩朝【國史】、【實錄】已經雙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歷史真相十分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圍繞着哲宗即位,當時政見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確實有過激烈的鬥爭,結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攝政,雙方暫時妥協而告一段落。對此,鄧廣銘、漆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變法】諸名著中已有初步闡述,筆者擬在其基礎之上另文再詳細考證,這裏僅概述結論,並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在其中的作用。
簡單地說,高太后反對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實由來已久,而雍王趙顥不僅是她的愛子,兩人在反對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聯手向神宗發難,逼其罷免王安石。據【邵氏聞見錄】卷3記載:『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興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趙顥)至太皇太后宮(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余復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神宗所言『汝自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趙德昭自殺之語,可見對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彌留之際,趙顥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攝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顥乃邀於廊曰:「上疾急,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輔臣愕不對』;後在高太后的默許下謀位之心日益膨脹,像『太子未建,中外洶洶。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宮嬙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荊王f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數留禁中,f屢牽臂引出』[7](卷352李燾注)等一類記載雖出於新黨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這種形勢下,哲宗能否得繼父位就成了一個疑問,宋神宗有鑑於此,於是有託孤於蔡確、燕達兩人之舉,史稱:『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勤諭確協力早定。』蔡確,時任首相,神宗對他的評價是:『群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7](卷352李燾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為其輔助,用意當然是希望以軍力為蔡確後盾。
燕達,時任殿前副都指揮使,是宋神宗親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將領,『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10](【燕達傳】)他對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儲前夕,待蔡確派其弟蔡碩轉達神宗、蔡確之意後,當即表示:『願盡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確)。』[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對高太后、趙顥等形成了較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方接受了立哲宗為太子、由高太后攝政的折衷方案。能夠爭取到這一結果,對神宗為首的變法派來說,在當時不利的條件下,已經是比較好的選擇了。
燕達不僅於立哲宗為太子時以武力協助了宰相蔡確,在哲宗登基前後,為防萬一,他還不顧忌諱,上奏要求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六十名中下級軍官守在皇宮內東門外。史書記載:『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百官朝哺臨,由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燕)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奸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眾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7](卷353注)在燕達的請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許燕達領軍校日夜於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註:如【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李燾注引【密記】曰:『三月五日燕達奏,差殿前指揮使六十人赴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奉旨依。』並考證說:『惟燕達乞守宿內東門外,前此未有也。……應是達創有陳請,非舊例也。』可見是舉確實出自燕達一己之議。)燕達是舉,意在防範由內東門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對哲宗不利者,對哲宗順利即位顯然意義非輕。從這個角度上講,神宗認為他『忠實可任』確屬知人善任。
第三,步軍都虞候(註: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言何灌時為殿帥,但【宋史】本傳無載,又當時有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何氏此時職務據【宋史】本傳實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尋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何灌於徽、欽內禪之際,以武力為後盾,震懾了鄆王趙楷的搶位企圖。何灌,開封人,以善射著稱,積軍功於徽宗末年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徽、欽內禪之際,他領兵入衛。當時正是金軍南下北宋國勢艱難,北宋皇族本應同心協力,共赴國難,但由於徽宗、欽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寵愛三子鄆王趙楷,已萌廢立之意,據時人胡寅說:『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耿)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裝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16](卷27)待徽宗急於逃避金兵而禪位時,趙楷不顧大局,在宦官們的慫恿下,仍試圖搶位,【宋史何灌傳】記載:『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宋人筆記中對此事更有詳細描述,如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曰:『宣和末,v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幸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灌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灌指劍以示曰:「灌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為粉碎趙楷等搶位企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綜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過程中確實發揮有比較重要的作用,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在古代專制主義政體之下,皇位新舊更迭往往是各種勢力競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時期,北宋儘管重之輕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軍將帥,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揮使,作為直接握有京城禁軍兵權的強有力人物,他們的地位自然舉足輕重。
不過,北宋三衙參預皇位更替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即有節、有利。有節,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發揮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樣作為一個單獨的集團出現,而且時常表現為能主動同宰相等文官執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雖然是三衙將帥的後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在北宋卻幾乎一次也沒有發生,他們主要是作為一種軍事威懾力量輔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將帥對皇位繼承的適當干預,多數情況下對穩定政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時的李璋、哲宗即位時的燕達、欽宗即位時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來有宋史專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為手握重兵的武將,能夠在皇位更迭中發揮出上述良好作用,應該說正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體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