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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集结重兵的同时，宋廷又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并颁诏“令自今诸州岁收税租及`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也就是说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天下的供赋物资都要不惮烦难，先运至京师汴梁，然后再“回纲转输外州”。[11]因此继续后周工程，建成了以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为枢纽，进而连接西北与东南江河之水运纲，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局部地区之可通水运者，亦有相应设施，并注意水陆联运之利，以向开封漕运粮食。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六百万石。四方特产珍异，纷至沓来。京师经济之繁盛，文化之发达，与水上交通之便利关系至为密切，这无疑构成了北宋都市繁荣的坚实基础。如此庞大的漕运体系，造成了人流物转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个广阔的“江湖”空间。后世隐性社会由“漕帮”而起，绝非偶然。[12]
范镇《东斋记事・补遗》说：
“钱m进宝犀带，太祖顾谓曰：‘朕有三带，与此盖不同。’m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m大愧服。”
可见赵匡胤对于经营汴梁运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确为汴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首先是邸店住宿、货物存放问题。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言，负责浚汴的北周大将周景理解柴荣意图，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明说周景威起楼有假公济私之嫌，“实所以规利也”。[14] 不仅如此，还有以供房出租，私人获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师民僦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若人重迁，必自增其数。上曰：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 蔡襄曾有《乞罢晏殊宰相奏》言：
“臣窃见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合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之言，闻于道路。”[15]
可见京师的大官僚也参与了这种“射利”的勾当。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华起来。同时都市的市集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也作为漕运向都市内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彻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闭格局，深刻影响了汴梁城市续后的演进。沿汴设市的好处，是在商业之外还连带加工业的繁荣。比如饮茶已是北宋普遍习俗，尤其末茶为百姓日需，《宋史・食货志下六》云：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仅此一端，即知漕河两岸加工业之发达，以及榷税利于国用之便。《东轩笔录》还描述了另一个细节：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磨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可知汴河漕运作为都市的支持供应体系，已经到了须臾不可脱离的程度。随着的人员幅集，城市扩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间房、大相国寺和州桥一带，反而成为汴京中心最繁华的地带。[16]这样汴河不但成为漕运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为都市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北宋城市建设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并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坊里制的商业布局，造成汴梁异常繁华的又一直接原因。讨论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论文很多，但大都是从城市制度的改变立论，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发生这种改变的经济因素。《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开，不仅是绘画构图的需要，更反映着汴梁城市商业格局水陆并行的生动现实。[17]
[1] 载《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2] 《新唐书・忠义・张巡许远传》评赞。
[3] 同上，170-171页。
[4]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
[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二九四。
[6]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7]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高等院校内部交流讲义，转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275页注释⑤）。
[8] 《宋史・食货志・漕运》。
[9] 《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师，备征伐。”陈师道《上曾枢密书》：“开封无丘山川泽之阻，为四战之地，故太祖以兵为卫，畿内常用十四万人。”（《宋文鉴》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观之，开封为首都的选择，忽略了‘四战之地’的战略劣势，正是宋代重商主义建国方略的产物。
[10] 《宋史・志・河渠三》。
[11] 《宋史・食货志上・漕运》：“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体制运转不灵，故转输者须以官船挟带私货规利的证据。
[12] 李世瑜、吕宗力、栾保群为提倡“社会历史学（Social History）”，曾编选了一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河北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辑入20世纪30-40年代著作多种。其中关于青帮的起源说法不一，孙悦民《家理宝鉴》以为起于安徽安庆，后讹为“安清帮”；朱琳《洪门志》以为源于乾隆时“漕运不靖，粮运不行”；生可《青红帮黑幕》言青帮源于乾隆时“运粮船只屡遭寇劫”；陈国屏《清门考源》则以为是由康熙年间“漕河各岸夫役结合一团体曰粮米帮”转化而来；李子峰《海底》说哥老会起于同治间湘勇撤营，在湘水袭劫两广总督李某之弟的财务百余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帮早期组织考略》最为明晰。（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页。）这些说法大都基于民间秘密会社“不立文字”的口头传说，但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漕运问题。我以为固然渊源有自，但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宋代以来中国庞大的漕运，仅仅依赖官僚体制，是不能满足其贡赋以外民间商贸千差万别需要的，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非政治性支持体系和协调机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会空间。
[13] 如何处理“十三间楼”规模“逾制”的问题，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义”的一个证明。这处所在后来成为“大东京地区”的中心。《宋会要・舆服、臣庶服》规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对临街铺面房的建筑规制实行了特别优惠的政策。杨宽对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参该书283-284页。
[14] 曾巩《隆平集》卷三。
[15] 《全宋文》第23册，672页。
[16] 参《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m宇”、“州桥夜市”、“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诸条，此凡谈汴京繁华者例皆引之，故不赘。
[17] 研究《清明上河图》与汴梁城市面貌的专著有多种，杨宽综合其说，以为“先描绘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景色，有些是墙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房屋。接着描绘的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其周围的街市。再进一步又描绘到城门口街市以及十字街头街市的情景。其中还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了这一段汴河的航运。”“画中的市桥……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这是可信的。”（参该书316-3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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