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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集結重兵的同時，宋廷又建立起一個空前龐大的中央集權制官僚政府，並頒詔『令自今諸州歲收稅租及`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也就是說為了加強中央財政控制，天下的供賦物資都要不憚煩難，先運至京師汴梁，然後再『回綱轉輸外州』。[11]因此繼續後周工程，建成了以開封為中心、以汴河為樞紐，進而連接西北與東南江河之水運綱，河北、陝西、河東三路局部地區之可通水運者，亦有相應設施，並注意水陸聯運之利，以向開封漕運糧食。汴京漕運盛時，諸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歲運糧食六百萬石。四方特產珍異，紛至沓來。京師經濟之繁盛，文化之發達，與水上交通之便利關係至為密切，這無疑構成了北宋都市繁榮的堅實基礎。如此龐大的漕運體系，造成了人流物轉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個廣闊的『江湖』空間。後世隱性社會由『漕幫』而起，絕非偶然。[12]
范鎮【東齋記事・補遺】說：
『錢m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帶，與此蓋不同。’m請宣示。上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m大愧服。』
可見趙匡胤對於經營汴梁運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絡繹無窮』的確為汴梁帶來了巨大的商機，首先是邸店住宿、貨物存放問題。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言，負責浚汴的北周大將周景理解柴榮意圖，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13]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九也明說周景威起樓有假公濟私之嫌，『實所以規利也』。[14] 不僅如此，還有以供房出租，私人獲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師民僦官舍，居人獲利多而輸官少，乞增所輸，許奪賃。若人重遷，必自增其數。上曰：豈不太刻耶？先帝屢常止絕，其申戒之。』 蔡襄曾有【乞罷晏殊宰相奏】言：
『臣竊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合奇謀異略，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之言，聞於道路。』[15]
可見京師的大官僚也參與了這種『射利』的勾當。正是這種優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華起來。同時都市的市集和最繁華的商業區域，也作為漕運向都市內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徹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閉格局，深刻影響了汴梁城市續後的演進。沿汴設市的好處，是在商業之外還連帶加工業的繁榮。比如飲茶已是北宋普遍習俗，尤其末茶為百姓日需，【宋史・食貨志下六】云：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堤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創月進。』
僅此一端，即知漕河兩岸加工業之發達，以及榷稅利於國用之便。【東軒筆錄】還描述了另一個細節：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腳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眾。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磨漿水，今見碓搗冬凌。」』
可知汴河漕運作為都市的支持供應體系，已經到了須臾不可脫離的程度。隨着的人員幅集，城市擴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間房、大相國寺和州橋一帶，反而成為汴京中心最繁華的地帶。[16]這樣汴河不但成為漕運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為都市交通運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是北宋城市建設的又一項重大突破，並且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坊里制的商業布局，造成汴梁異常繁華的又一直接原因。討論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論文很多，但大都是從城市制度的改變立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發生這種改變的經濟因素。【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開，不僅是繪畫構圖的需要，更反映着汴梁城市商業格局水陸並行的生動現實。[17]
[1] 載【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
[2] 【新唐書・忠義・張巡許遠傳】評贊。
[3] 同上，170-171頁。
[4] 【五代會要】卷二六【城郭】【冊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記載，文字稍有不同。
[5] 【資治通鑑】卷二九三，二九四。
[6]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
[7] 梁思成【中國建築史】（高等院校內部交流講義，轉自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275頁注釋⑤）。
[8] 【宋史・食貨志・漕運】。
[9] 【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師，備征伐。』陳師道【上曾樞密書】：『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宋文鑒】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觀之，開封為首都的選擇，忽略了「四戰之地」的戰略劣勢，正是宋代重商主義建國方略的產物。
[10] 【宋史・志・河渠三】。
[11] 【宋史・食貨志上・漕運】：『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體制運轉不靈，故轉輸者須以官船挾帶私貨規利的證據。
[12] 李世瑜、呂宗力、欒保群為提倡『社會歷史學（Social History）』，曾編選了一套【民間秘密結社與宗教】叢書（河北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輯入20世紀30-40年代著作多種。其中關於青幫的起源說法不一，孫悅民【家理寶鑑】以為起於安徽安慶，後訛為『安清幫』；朱琳【洪門志】以為源於乾隆時『漕運不靖，糧運不行』；生可【青紅幫黑幕】言青幫源於乾隆時『運糧船隻屢遭寇劫』；陳國屏【清門考源】則以為是由康熙年間『漕河各岸夫役結合一團體曰糧米幫』轉化而來；李子峰【海底】說哥老會起於同治間湘勇撤營，在湘水襲劫兩廣總督李某之弟的財務百餘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幫早期組織考略】最為明晰。（載【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頁。）這些說法大都基於民間秘密會社『不立文字』的口頭傳說，但都不約而同地歸結到漕運問題。我以為固然淵源有自，但都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宋代以來中國龐大的漕運，僅僅依賴官僚體制，是不能滿足其貢賦以外民間商貿千差萬別需要的，必然會產生相應的非政治性支持體系和協調機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會空間。
[13] 如何處理『十三間樓』規模『逾制』的問題，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義』的一個證明。這處所在後來成為『大東京地區』的中心。【宋會要・輿服、臣庶服】規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鬧斗八』，對臨街鋪面房的建築規制實行了特別優惠的政策。楊寬對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參該書283-284頁。
[14] 曾鞏【隆平集】卷三。
[15] 【全宋文】第23冊，672頁。
[16] 參【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m宇』、『州橋夜市』、『大內前州橋東街巷』、『相國寺內萬姓交易』諸條，此凡談汴京繁華者例皆引之，故不贅。
[17] 研究【清明上河圖】與汴梁城市面貌的專著有多種，楊寬綜合其說，以為『先描繪東水門外虹橋以東的田園景色，有些是牆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結合而構成的一組房屋。接着描繪的是汴河上的「市橋」及其周圍的街市。再進一步又描繪到城門口街市以及十字街頭街市的情景。其中還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繪了這一段汴河的航運。』『畫中的市橋……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這是可信的。』（參該書316-31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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