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義利思想片論(8)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四　宋代義利思想的再思考
  

    通過前兩節對宋代義利思想的整體歸納整理，我們基本對宋代義利思想的概貌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宋代本身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但是正是在這樣一個朝代里孕育着如此豐富的義利思想。這些時賢即包括對我國封建社會儒家傳統義里利思想的繼承者，也包括那些關心宋王朝命運呼喚國富兵強提出反傳統義利思想主張實用之學的士大夫們，把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義利思想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時期。有學者（葉坦，2001）把我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的演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秦時期，在這一時期里主要表現為中國傳統義利思想的發端時期，主要表現為由發散到收斂的過程，即由諸子百家的認識多元性向儒家正統『貴義賤利』思想收斂的過程；第二階段是秦漢至隋唐時期，這一時期社會義利思想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其辨證性與對立性逐漸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徵，但是在一時期社會義利思想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義利思想的束縛；第三階段是宋元明清時期，在這一時期里，隨着新的經濟因素的產生，使經濟倫理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呈現出了鮮明的反傳統的傾向，公開『言利』的論點不斷湧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的義利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演化過程中，雖然其思想形成的時序比明清要早，但是明清時期的義利思想在思想性方面卻沒有突破宋代義利思想的認識。可見宋代義利思想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下面我們對其在就幾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討。

  
    （一）　傳統與反傳統的並行


    宋代義利思想的一個最大的特點，除了關於義利之辨在我國封建社會義利思想史上是一個十分活躍的時期以外，就要屬其具有深刻的反傳統性。所謂反傳統，這主要是指反對自春秋時期孔子奠定基礎，後由戰國時期孟子結合其『仁政』思想發展起來的『貴義賤利』的傳統思想。為什麼只有在宋代這種反傳統的義利思想才能夠出現呢？這主要是由於一系列外部條件決定的。


    首先是宋代所處的特殊的歷史環境決定的。在經濟方面，宋代是我國傳統經濟發展的最高峰，他不僅是超邁前代，而且世界領先（姜錫東，2003）。主要表現在由於生產技術[50]的提高使農業、手工業得到有效的發展，特別是農業，由於高產糧食作物耕作面積的擴大，使我國傳統經濟中小農經濟內部結構發生變化，促進了非農業生產的高度發展（翦伯贊，1964，李民立，1982），所有這些共同促進了傳統經濟由自給自足向商品化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產生[51]，促進了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紙幣在這一時期出現並在部分地區開始流通。在這一時期，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區域市場初步形成（龍登高，1998；龍登高，2003）。所有這些推動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萌芽在這一時期孕育產生。在科學技術方面，宋代是我國科學技術史上最繁榮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火藥被發明並且被用於軍事，指南針被用於航海，印刷術得到改進，出現了從雕版印刷到活版印刷的革命等等。因此有學者認為，在十三、十四世紀的中國已經到達了全面爆發科學和工業革命大門（Chao，1986；Eberhard，1956；Elvin，1973；Needham，1981；Tang，1979）。在政治方面，兩宋時期的統治者為了維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避免唐末出現的藩鎮割據的局面再次出現，於是採取了一系列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造成了冗員與冗兵，從而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此外在民族關係上，兩宋時期，都面臨着北方半游牧民族南侵的威脅，可以說在兩宋統治共三百多年的歷史裡沒有停止過刀兵。正是由於這種財政危機和民族危機使宋代政治上區別以往朝代的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改革的頻生。其為了改變這種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宋朝的士大夫展開了諸多次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比較有名的有『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宋朝的反傳統的義利思想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了適應新的生產方式的變化，為了解決宋朝積貧積弱的狀況，為了推動社會改革，才應時而生。
其次，反傳統義利思想能夠在宋代產生的另一原因是由於自秦漢至隋唐以來義理思想內部的發展和演化的結果。秦漢至隋唐時代『義利觀』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其辯證性與對立性並存逐漸成為這一時代的典型特徵（葉坦，2001）。特別是唐代，傳統的『義利觀』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如陸贄主張『以義為本，以利為末』[52]，卻也提出『同利』與『專利』相異。白居易則指出人性好利，『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53]他反對專利『王者不殖貨利。……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54]雖然是要『利萬人』，卻也主張『利出一孔』，要『貴本業而賤末利。』[55]與此同時，他又主張士農工商兼利，要使『四人（民）之利咸遂』[56]核心是『因人所利而利之』。像這樣的觀點並不乏見，其矛盾性反映了傳統經濟倫理變遷的過渡時期特徵，這是漢唐許多思想家的共性，也是『義利觀』的辯證性與對立性發展演化的時代軌跡。正是有了唐代以前的這些時賢關於義利之間關係的辨證性和對立性的認識，才使後來的宋代眾多思想家對義利思想進行深入的思考，脫離傳統儒家『義主利從』的思想教條。因此，秦漢至隋唐義利思想的演化和發展是宋代義利反傳統思想產生的一個前期思想基礎。


    最後我認為宋代義利思想的反傳統性的另一個來源與宋代整個學術發展演化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宋代，支配着兩宋三百多年的哲學思想是吸收佛家、道家宇宙觀而發展起來的一個儒家新學派――理學（李澤厚，2003）。理學大體可以分為兩派：即以周敦頤、張載、程潁、程頤、朱熹等人為代表的客觀唯心主義者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主觀主義唯心主義者。這兩派理學家對於哲學上的基本問題如宇宙的起源、理氣之間依存關係的問題，都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們的分歧都是唯心主義內部的分歧。但是他們所探討的東西都是虛無縹緲的，不能解決宋朝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危機。因此，宋朝的統治者一方面為了維護統治，必須依靠理學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又積極發展實學，鼓勵人們從事一些實際問題的研究。正是在這種學術思想氛圍里，宋代反傳統的義利思想不斷萌生，出現了眾多學派，如永康學派、永嘉學派、金華學派等。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宋代義利傳統與反傳統的並存不是偶然的，是歷史發展和人類社會隨着社會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