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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疾病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
宋时的字书往往将瘴疾解释为“疠”或“热病”。（注：如《原本广韵》卷4、《类篇》卷21、《六书故》卷33、《集韵》卷8、《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4等均是。）言瘴为疠，实沿袭前代人的看法。宋人已经认识到冷瘴“专与^疟相类，秋来则多患此，天凉及寒时少有之，却与伤寒不同，不传染，不传经，无变证，所以易医”；（注：《岭南卫生方》，第18页。）释瘴疾为热病，是将瘴疾看作流行于岭南一带的地方病，故宋人云：“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注：（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又云：“六十七里至兴安县，十七里入严关，两山之间仅容车马，所以限岭南北。相传过关即少雪有瘴。”（注：（宋）范成大：《骖鸾录》，二月二十七日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侧面揭示出瘴疾在古人心目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分布区域，现存的史料与现代的研究亦已证实这一点。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瘴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文化符号，其分布状态的改变以及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折射而出的是岭南地区文化上的变迁。这样的变迁，同样透过人们对瘴疾本身的认识过程表现出来，瘴疾在病因病机上被纳入中医理论的范畴，瘴疾在辨证施治时被视作岭北的疟疾、伤寒，医家在瘴疾的防治方面改良风土的努力，揭示出岭南地区的土著文化逐渐为中原华夏文化所濡化的内涵。
借助现代医学的眼光来分析宋元时期的瘴疾，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笔者的研究认为，瘴疾是北人南迁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所罹患的疾病，诚如其他学者所说，它虽然包含了某些外感热病，但主要是指恶性疟疾。根据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可知，疟疾有两种流行形式：一是地方性流行，一是爆发性流行。地方性流行常见于高疟区（即稳定性疟区），这些地区具备疟疾流行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相对稳定，导致疟疾经常性流行，但除婴幼儿童外，一般人群免疫水平高，因此在稳定性疟区较少出现爆发性流行。爆发性流行多见于低、中度疟区，人群免疫力较低，其诱因常常有以下几种：第一，输入传染源；第二，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区或由低疟区进入高疟区；第三，由于自然或人为条件导致按蚊孳生地增加，或增加了按蚊吸血的频度；第四，前次流行后的人群的免疫力水平已自然降低。（注：参见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下），上海第一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主编《流行病学》。）中国的低疟区，即北纬33度以北地区，或者说大体处于淮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一般都不具备疟疾的免疫力，而我国历史上的移民主体，都是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群。当这些来自低疟区又无免疫力的人陆续迁移到南方的高疟区时，他们很快就会因受到传疟媒介――按蚊的攻击而感染疟原虫，发生疟疾也就在所难免了。但疟原虫在人体内还要经过一段潜伏期才出现临床症状，间日疟通常为8-27天，平均14天；恶性疟6-25天，平均11天，所以按蚊的叮咬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故古籍中记述瘴时鲜有提及蚊蚋者；再者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们根本无法弄清致病之由，只好归之于山林草莽河湖之间的轻烟薄雾，且一概称之为瘴疾。既然如此，则瘴的流行形式应与疟疾相似。可是，仔细地分析相关资料，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差异，即瘴疾的爆发性流行，往往由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区后引起，多发生在高疟区。这就是说，上述四条导致疟疾爆发性流行的因素中，只有第二条与瘴疾最有干系，而其他几条甚少与焉。
输入传染源的问题，从疟疾的流行动力学来看，一般是疟疾患者或无症状带虫者进入无疟区或低疟区而引起疟疾的爆发，高疟区不应有从低疟区输入传染源的说法。由于古人眼中的瘴疾是流行于南方的热病，与北方的疟疾不同，所以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瘴疾流行于北方的记载，（注：笔者仅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神宗元丰六年八月乙未条中找到一个例子：“先是，子渊献议，后五万人开修温县大河陂直河，以回河流。既而雨水、瘴疫继作，死亡者甚众。”温县即今河南省温县，属于低疟区，这可能是一次疟疾的爆发性流行，从何而起已无从得知了。）即使有岭南的疟疾患者或无症状带虫者来到了岭北，如果他因疟疾而死亡，当时人们会说他是“染瘴而亡”，但是由他所引起的疟疾的爆发流行，则不会被人称为瘴病，而只会看作疟疾，故第一条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第三条因文献阙载，也就无法讨论。至于第四条，史料记载中有“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注：（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63《仕宦岭南》。）之说，或许与瘴疾的周期性爆发流行有关，却难以证明其缘由是人群免疫力的降低，况且寥寥数语，用以立论似乎过于单薄。归根结底，文献中所记载的一次次瘴疫的爆发性流行之所以出现在高疟区，是因为北方经常有大量的人口向南迁移，使得瘴疾呈现出这样的流行模式，即随着人群不断地进入岭南，瘴疾就因此频繁地爆发；随着人群所至之地点的逐渐增多，瘴地的分布也就会越来越密集。
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还表明，感染疟疾之后，身体对疟原虫产生一定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会随着再感染和反复发作次数的增多而加强，最终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使疟疾由爆发性流行转化为地方性流行，就现症病人的数量来比较，地方性流行的要远远低于爆发性流行的，个中原因自不待言。但以此来考量宋元时期人们对瘴的论述，结论却大不一样。尽管当时人们早已观察到，“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谓南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谙，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可免矣。”（注：《岭南卫生方》，第18-19页。）换句话说，人们到达岭南后至少会感染一次疟疾，致使身体产生免疫力，表现在整个人群中，就是瘴疾患者减少乃至消失，瘴地疫情严重程度的降低。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免疫力的结果，在他们以南方水土温暑、风土恶逆等来解释瘴疾的原因时，瘴疾的减轻被他们认为是因有“中州清淑之气”相通，而使其“土风不异于中州”。在这里，人体的生物病理性的改变表现的是社会环境的变迁，疫情的有无表述的是文化的野蛮与驯服；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实质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这大概是瘴疾的流行模式的另外一面。然则，综观瘴疾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疾病，其发生、扩张、减轻乃至消失的整个过程，无不以社会文化的演进为其轴线。(作者：左 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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