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風土改良：宋元醫家視野中的瘴疾

  
    宋元時期的醫書醫方是以另外的方式來表述嶺南一帶的文化變遷的。在醫家的眼中，瘴疾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疾病，或者至少是致人患病的因素。在面對瘴疾的威脅時，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如何解釋其病因病機，以及採取積極的措施進行救治並阻止其蔓延。然而這種努力要受到醫家的知識背景和醫療水平的制約，醫家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他認識疾病的方式，其醫療水平則決定了疾病救治的有效程度。唐以前的醫家對瘴疾還處於感性認識的階段，在治療方面也顯得比較粗略；而兩宋時期的醫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大有進展，在此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其一，醫家根據【內經】等醫典中的風土觀對瘴疾的原因給予了合理的解釋；其二，醫家對瘴疾在治療上的爭論與改進；其三，醫家面對瘴疾所提出的風土馴化與改良的要求。


    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肇基之地，在宋以前這裡一直都是文明的中心地所在，其周邊的民族則處於相對落後的階段，這使黃河流域的人們認爲他們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國』，是文物豐盛的禮儀之邦、世界的中心。這裡地處暖溫帶，四季分明；有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草木豐茂，因而造就了發達的農耕文明。在如此優越的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中，人們所形成的風土觀，就是認爲這裡土厚水深，陰陽合和，最利於萬物的生長發育，即所謂『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眾和之氣，產育庶物』。（註：【鹽鐵論・輕重】，王利器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100頁。）其四周則是蠻夷戎狄所生活的地方，爲積陰或積陽的『不毛之地』，不利於人的生存，特別是南方地區，陽氣常泄，水土惡弱。這一風土觀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構成了中醫理論的基礎，（註：此亦可參考前引蕭[之文的有關論述。）並且始終影響著醫家對地方風土的評價。（註：梁其姿在【疾病與方土之關係：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一文中，談到了元以後醫界的方土觀經歷了從五方觀向南／北或東南／西北二元模式的轉變，洵爲的見。梁文進一步指出：『元以後醫家的方土觀強化了西北與東南的對比，他們認爲西北水土高爽，外在致病因素較少，人的稟賦又較強，不易產生疾病。而東南方人的稟賦較弱，容易被卑濕水土所產生的各種致病因素影響……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直至明清仍以西北及北方爲文明的起源，雖然當時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東南、甚至嶺南地區已是較發達的地區，但是歷史上的政治與文化中心仍然被視爲有最強元氣的地域。』（載【性別與醫療】，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頁）筆者以爲，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視爲元氣最強的地區，是因爲中醫早期的理論體系、治療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醫書如【黃帝內經】等，都是以北方的氣候、地理環境爲依據的，它們被後世的醫家奉爲圭臬，從而使北方的風土成爲了人們認識的『原型』。）


    南方的瘴疾從其出現之日起就被認爲與外部環境的暑濕密不可分，如【後漢書】卷54【馬援傳】、【隋書】卷31【地理志下】說『下潦上霧，毒氣重蒸』，『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醫書中則說瘴疾的產生是因爲『南地暖，故太陰之時，草木不黃落，伏蟄不閉藏，雜毒因暖而生』，（註：（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10，溫病諸候之瘴氣候條。）都表達了類似的思想，所以瘴氣最初多指山嵐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氣，到北宋末年時，這樣的認識隨著醫家對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斷深化。如宋徽宗時編撰的【聖濟總錄】，就詳細地論述了瘴氣發生的原因、時間及拯治方法，其中對瘴氣原因的分析，顯示出編撰者極力將它嵌入傳統中醫理論框架內的企圖，其文曰：『傳言：瘴氣乃山川毒厲之氣，又雲江山霧氣多瘴，凡以其氣鬱蒸而然也……且陽生於子，盛於巳；陰生於午，盛於亥；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長。而廣南位當巳午，則陰陽之氣蘊積於此可知矣。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西北陰也，土地高厚；東南陽也，地土卑下，而廣南屬東南，則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陰陽二氣所蘊積，是以四圍之山，崇高相環；百川之流，悉皆歸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蟄蟲不伏藏，寒熱之毒，蘊積不散；霧露之氣，易以傷人，此岐伯所謂南方地下水土弱，蓋霧露之所聚也，故瘴氣獨盛於廣南。』（註：（清）程林：【聖濟總錄纂要】卷5，瘧疾門之瘴氣條。）這一段話先轉述了前人關於瘴疾的種種傳言，繼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運六氣學說和【內經】的思想來闡述瘴之緣由，雖然將廣南劃歸到東南部顯得有些削足適履，但它不再僅僅以南方暑濕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從經典醫書中找尋依據進行解釋，使之較爲圓滿地進入了中醫理論體系，爲後來的醫家進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條合理的路徑。至南宋初期，李G撰成【瘴瘧論】，開篇即論述瘴氣所生之由：『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以作也。』接著他又從嶺南的氣候環境與人體病理之間的關係上仔細加以論證，強調要根據西北、嶺南之人不同的體質狀況來用藥：『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類，病者多宜發散轉利，傷寒、溫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斃者，氣常收斂故也；嶺南陰氣不收，又復卑濕，又人食檳榔之類，氣疏而不實，四時汗出，病者豈宜更服發散等藥，此理明甚！』（註：【嶺南衛生方】，中醫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頁。）這就完全立足於中原傳統醫學理論，使人們對瘴疾有了清楚的認識，從而爲臨證治療確立了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