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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夏风韵 一、 天文灾异的学术传统
“天文灾异”受到重视，不是仅用古人对自然界奇异现象的好奇心所能解释的。“天文灾异”作为一种话语出现，要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必须是一门学科，是古人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要有关于这种知识的评论，即要有一定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并且各家学说之间互有争论和批判。最后就是要有学者参与这种讨论，并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事关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理想：要使某种政治见解为人接受，就必须在相关的学术上取得权威性。
“天文灾异”实际上是儒家“经学”传统的一部分。儒家经典主要有《诗经》、《尚书》《周礼》、《易经》和《春秋》。从汉代以来，它们就被列为经典，并建有专门的经学，其中至少后四种经学是涉及“天文灾异”的。《春秋》是孔子编定的一部西周编年史，其中记录了日食、彗星、山崩地震等自然现象和比较严重的灾害，这暗示了自然界的这类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变有着某种联系。汉代的董仲舒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用阴阳学说对《春秋》中的天文、灾异进行了论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首先是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3] 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又有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天与人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 是因为“天人相副”、“天人同类”；从基本组成，到结构功能，乃至情感欲望， 天人都是同类的。这就使其“天人感应”说建立在天、地、人相互对应而成一个统一体的宇宙观之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以说是“天文灾异”论说的哲学基础。董仲舒以《春秋》为本，以历史比附的方法说灾异，这实际上把儒学传统中的最重要的学问之一 ―史学与“天文灾异”之学联系了起来，“天文灾异”成了史学的一部分。
《易经》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一部儒学经典，它为中国人描述自然和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概念库[4]。《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于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取象类比， 是《易经》的基本特征， 也是用易学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基本方法。顾名思义，易学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变化，因而对各种变异自然比较重视。同样也是在汉代，易学被孟喜、京房等发展成一种阴阳灾异学。他们提出“卦气说”，把《易经》的六十四卦与一年的节气相配合，建立了一种自然宇宙变化的秩序。但是自然又不可能完全按照固定的秩序变化，所有在正常秩序之外必有非常的变化，这种非常的变化就被看作是“灾异”。这样，风雨寒温等气候的异常变化，都被认作是灾异谴告。这实际上是发展了一套较董仲舒更为细致的天文灾异说。灾异现象的范围大大扩大，不一定专指那种特别奇特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彗星、地震等。灾异谴告所涉及的人事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大政，而是可以涉及到个人的政治见解。这样， 以易学为主导思想的灾异学说，可以被运用到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当有人对某种政治措施或见解表示不满时，就可以借灾异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这使得灾异学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另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尚书》。《尚书》是一个上古政治文书的汇集，编纂的目的大概是为后人提供施政的范例。但此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劝说君王要重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要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使人民能够按照时令去安排生产与社会活动。这种按照自然界的物候时令来安排人间事务的思想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活动的一种组织方式。作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家，按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而且效果会很好。这就使人们相信，其它的事务，如宗教祭祀等活动，最好也要按照“月令”进行。这种“月令”思想在汉以前其它一些著作有更详细的发挥， 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天文历法因为事关人类社会中最重要活动如农业生产活动，因而也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国家和人民生活按照“月令”进行，那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关系；如果不按“月令”进行，那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不和谐，自然和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各种怪异。可见“月令”为人类生活提供秩序的同时，也为“天文灾异”学说提供了理论根据：违背秩序就是非常， 必将导致怪异。
《尚书》中尤为经学家们重视的是《洪范》一章。汉代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经学便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即所谓强调“以经术缘饰吏治”，提出以《春秋》断案，以《诗》三百当谏书， 以《禹贡》治河等等[6]。在通经致用方面，经师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洪范》灾异之说。儒学的根本精神， 就是试图为封建王朝建立长治久安之策。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可以说是劝告君王实施开明政治的最有力的工具。董仲舒之后，汉代言灾异的经学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重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则眭孟、夏侯胜， 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 哀、平则李寻、田终术， 此其纳说时君着明者也。”其中刘向等特别重视《尚书・洪范》。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用五行理论对灾异学说又一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就建立了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学以及与京房的“易学”灾异学形式上完全不同的“五行”灾异学。这几种不同的有关“天文灾异”的论说，都是从儒家的“经学”中发展出来。后来的“天文灾异”论说，大致不出这三种形式。但就是因为所依据的经典不同，就足以引起种种论争，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讨论。
具体论述实现儒家统治理想的经典要算是《周礼》了。《周礼》可能有一部分是西周官制的实录，但总的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官僚制度的描述。经学家们要“经世致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按照他们认定的理想政治模式来治理国家，官制是政治模式之一大端。西汉末，王莽就是运用这样的“经世致用”，大谈灾异感应之说，谶纬之说， 五德终始五行相生之说，把自己装扮成当代周公，为其篡夺汉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 这时《周官》制度自然就成为最崇尚的官僚制度了。王莽“受禅”仪式，就是一班公卿、大夫、博士等根据《周官》和《礼记》等书议定的。[7] 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北宋时王安石推行新政，也是从《周官》来找合法性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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