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變革中的天文災異論說(2)

  來源: 華夏風韻

一、 天文災異的學術傳統

    『天文災異』受到重視，不是僅用古人對自然界奇異現象的好奇心所能解釋的。『天文災異』作爲一種話語出現，要有三個基本要素。首先它必須是一門學科，是古人知識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要有關於這種知識的評論，即要有一定的理論對其進行解釋，並且各家學說之間互有爭論和批判。最後就是要有學者參與這種討論，並認爲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活動，事關他們的學術地位和政治理想：要使某種政治見解爲人接受，就必須在相關的學術上取得權威性。

    『天文災異』實際上是儒家『經學』傳統的一部分。儒家經典主要有【詩經】、【尚書】【周禮】、【易經】和【春秋】。從漢代以來，它們就被列爲經典，並建有專門的經學，其中至少後四種經學是涉及『天文災異』的。【春秋】是孔子編定的一部西周編年史，其中記錄了日食、彗星、山崩地震等自然現象和比較嚴重的災害，這暗示了自然界的這類變異和人類社會政治事變有著某種聯繫。漢代的董仲舒對這種思想進行了明確的闡述。他用陰陽學說對【春秋】中的天文、災異進行了論說，提出了『天人感應』的學說。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首先是認爲『天』出於對人君的仁愛，會以災異譴告的形式對國家政治的過失提出警告。所謂『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3] 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又有另一方面，就是認爲天與人之所以能夠相互感應， 是因爲『天人相副』、『天人同類』；從基本組成，到結構功能，乃至情感欲望， 天人都是同類的。這就使其『天人感應』說建立在天、地、人相互對應而成一個統一體的宇宙觀之上。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可以說是『天文災異』論說的哲學基礎。董仲舒以【春秋】爲本，以歷史比附的方法說災異，這實際上把儒學傳統中的最重要的學問之一 ―史學與『天文災異』之學聯繫了起來，『天文災異』成了史學的一部分。

    【易經】是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一部儒學經典，它爲中國人描述自然和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普遍的概念庫[4]。【易繫辭下】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於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5]取象類比， 是【易經】的基本特徵， 也是用易學研究自然與社會的基本方法。顧名思義，易學特別強調自然界的變化，因而對各種變異自然比較重視。同樣也是在漢代，易學被孟喜、京房等發展成一種陰陽災異學。他們提出『卦氣說』，把【易經】的六十四卦與一年的節氣相配合，建立了一種自然宇宙變化的秩序。但是自然又不可能完全按照固定的秩序變化，所有在正常秩序之外必有非常的變化，這種非常的變化就被看作是『災異』。這樣，風雨寒溫等氣候的異常變化，都被認作是災異譴告。這實際上是發展了一套較董仲舒更爲細緻的天文災異說。災異現象的範圍大大擴大，不一定專指那種特別奇特的自然現象如日食、彗星、地震等。災異譴告所涉及的人事也不再局限於國家大政，而是可以涉及到個人的政治見解。這樣， 以易學爲主導思想的災異學說，可以被運用到官僚之間的政治鬥爭中。當有人對某種政治措施或見解表示不滿時，就可以借災異提出批評或反對意見。這使得災異學說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我們再來看另一部重要的儒學經典【尚書】。【尚書】是一個上古政治文書的匯集，編纂的目的大概是爲後人提供施政的範例。但此書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勸說君王要重視『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即要重視天文曆法的研究，使人民能夠按照時令去安排生產與社會活動。這種按照自然界的物候時令來安排人間事務的思想成了中國古代社會活動的一種組織方式。作爲一個以農業經濟爲主國家，按季節從事農業生產是頭等大事，而且效果會很好。這就使人們相信，其它的事務，如宗教祭祀等活動，最好也要按照『月令』進行。這種『月令』思想在漢以前其它一些著作有更詳細的發揮， 如【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等。天文曆法因爲事關人類社會中最重要活動如農業生產活動，因而也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國家和人民生活按照『月令』進行，那人和自然的關係就是和諧的關係；如果不按『月令』進行，那人和自然的關係就不和諧，自然和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各種怪異。可見『月令』爲人類生活提供秩序的同時，也爲『天文災異』學說提供了理論根據：違背秩序就是非常， 必將導致怪異。

    【尚書】中尤爲經學家們重視的是【洪範】一章。漢代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 經學便特別強調經世致用，即所謂強調『以經術緣飾吏治』，提出以【春秋】斷案，以【詩】三百當諫書， 以【禹貢】治河等等[6]。在通經致用方面，經師們談得最多的就是【洪範】災異之說。儒學的根本精神， 就是試圖爲封建王朝建立長治久安之策。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的『災異譴告』說，可以說是勸告君王實施開明政治的最有力的工具。董仲舒之後，漢代言災異的經學家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說：『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重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眭孟、夏侯勝， 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 哀、平則李尋、田終術， 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其中劉向等特別重視【尚書・洪範】。劉向作【洪範五行傳論】，用五行理論對災異學說又一次進行了系統的闡述。這樣就建立了與董仲舒的【春秋】災異學以及與京房的『易學』災異學形式上完全不同的『五行』災異學。這幾種不同的有關『天文災異』的論說，都是從儒家的『經學』中發展出來。後來的『天文災異』論說，大致不出這三種形式。但就是因爲所依據的經典不同，就足以引起種種論爭，這在後面我們還要討論。

    具體論述實現儒家統治理想的經典要算是【周禮】了。【周禮】可能有一部分是西周官制的實錄，但總的來說，是一個理想化的官僚制度的描述。經學家們要『經世致用』，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按照他們認定的理想政治模式來治理國家，官制是政治模式之一大端。西漢末，王莽就是運用這樣的『經世致用』，大談災異感應之說，讖緯之說， 五德終始五行相生之說，把自己裝扮成當代周公，爲其篡奪漢家統治提供理論根據。 這時【周官】制度自然就成爲最崇尚的官僚制度了。王莽『受禪』儀式，就是一班公卿、大夫、博士等根據【周官】和【禮記】等書議定的。[7] 我們後面還要提到，北宋時王安石推行新政，也是從【周官】來找合法性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