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對外政策：不斷向少數民族政權去屈服求和(2)

  來源: 中華網論壇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國策的推行，重視科舉制度，極大地擴大了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道路。中舉後的優厚俸祿，也極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們。這確實培養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齊。文人相輕的陋習在宋代相當盛行。經濟的發展，使大宋文人們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溫文爾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種寬容原則，更賦予他們甘於自守的藉口和理由。他們做不來大事，卻不容許別人做事時犯一點錯誤。為了遮掩自己的劣跡，借批評別人來證明自己並未推卸責任。他們平常自詡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奮發而起，出乎其上，卻又無法泰然處之。操守可稱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說其次了，他們往往做出污衊陷害之事了。此類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沒有漢唐的宦官專權、藩鎮　割據之害，更無外戚之患。但歷朝皆有權臣，從北宋初年的趙普，到南宋末年的賈似道。臣僚之間黨同伐異，爭鬥不休。為此，歐陽修還曾著有【朋黨論】，為朋黨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黨當政，尚能爭論為國，後期多小人之黨，且以朋黨罪人不淺。即使是君子之黨之間的爭論極大地內耗了宋代統治階級本已不足的統治力量。與此同時，也使當權者急功近利，很難逾越黨派之見。而不能通盤考慮，不拘一格的起用賢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國事越來越遭。在小人當政時，就更不用說了。
    法制的根本目標，在於『懲惡揚善』。但在宋代這種縱容、放縱的社會環境下，善未揚而惡益張。最後，只能是讓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國而告終。
    2、享樂思想的灌輸
    享樂思想在宋初就已經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他一段話就是明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子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樂乎！』（看趙匡胤多為部下考慮，這也符合其武將的特點）其實就默許，甚至提倡了享樂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還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許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日：『使相品位極矣，且徐這，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出爾反爾，言爾無信，懼武將掌權，實為皇權也）。彬至家，見布錢滿室，嘆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只不過自我解嘲罷了，哪知其中玄機）』
    二是北宋在滅亡諸多的割據政權後，把各個政權的投降或是俘虜的君主都遷至首都汴梁。這些人紛紛辭樓下殿，輦來新朝，他們攜妃將妾，舉家遷徙，除了大興土木之外，就是豪華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夢的享樂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
    3、守內虛外的國防政策
    在滅亡山西的北漢政權以後，剛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顧軍隊的疲憊，不聽從部下的忠告，率大軍攻遼。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對遼作戰的失利，特別是在宋軍混亂之機，有人要立趙匡胤長子德昭為帝，使宋太宗大為光火，本來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賊心虛，開始處心積慮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內，鞏固他及子孫的帝位。並且還對臣下說過這樣的話『國家若外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所謂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對皇權、帝位有威脅的人。
    第一步，清除多次勸其行太原之賞的德昭。原因有二，一是在平定北漢之後，德昭曾多次要求宋太宗對平定北漢的有功將士給予賞賜，頗得軍心。二是在對遼作戰期間，曾有人借混亂之機想擁立德。所以在德昭又一次要求宋太宗對平定北漢的有功將士給予賞賜的時候，大怒，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話『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宋史・宗室二】），而迫使德昭自殺。德昭的死，宋太宗難逃其咎。
    第二步，使趙匡胤的三子德芳夭折。德芳死時只有二十三歲，雖然沒有明證說明德芳的死與宋太宗相關，但是德芳死時正當壯年，而且是在德昭死後，趙匡胤的唯一傳人，對宋太宗帝位最有威脅的人。他的死，不一定與宋太宗毫無相關。
    第三步，清除弟弟廷美。首先，由秦王、開封尹貶至西京留守；其次，清除身邊的親近官員，並且派人監視；再次，由西京留守貶為涪陵縣公，在涪陵居住；最後，鬱鬱而終。以往的觀點，把廷美之死，歸咎於趙普，此說差矣。和把岳飛之死完全歸罪於秦檜，是本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