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擺脫邊患困擾：終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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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帝制時代中國民族意識最昂揚的時代，其成因一在於宋代始終沒有擺脫邊患的困擾，一在於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覺精神的高漲。民族意識昂揚的一個表現，便是終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復』。民間私議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識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軍事政策，比如為什麼既有聯金的覆轍在前而又有聯蒙之禍在後，不認識這一不為今人所重視的『恢復』情結，終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宋以前人也說『恢復』，比如安祿山陷洛陽長安後唐人所說的『恢復兩京』，比如周世宗給江南主信中所說的『恢復內地』，但包括南北朝人在內，當時所謂的『恢復』都僅是就失地而言，並沒有宋人『恢復』所特含的華夷意識。宋人的華夷意識，是與『正統』觀念一起，伴隨着士人自覺精神的萌發成長和外敵壓迫的日益嚴重而強化的。慶曆時反對對元昊用兵的知諫院張方平，說過這樣一句話：『陛下猶天地之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 『犬豕豺狼』四字，最可見宋人對『夷狄』的警惕、仇視和不抱幻想。及至靖康之難，邊鄙之微恙成為腹心之巨禍，華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塹，『赤子盡為左衽』也因此成為極大事。
    一
    宋承亂世五代而來，五代數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繼，宋太祖亦憑槍桿子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江山，因此，剷除掌軍武人坐大的溫床，保全趙氏的皇脈，避免篡僭的歷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太祖曾對江南（南唐）使者許鉉說過一句霸氣十足的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太祖此語，是被許鉉:『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的質問逼出來的。其實，不僅是對外的征討，宋初釋宿衛兵權，收強藩行政權，削宰相兵、財權，為後世垂『家法』，其脈絡的源頭也就是這句話。
    太祖既取貶抑武人的立場，任用文士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太宗嘗說：『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有宋一代，上自宰執，下至知州知縣；包括樞密院的所有政軍財法部門，以致於經略安撫那樣的武職，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說：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臣，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不過，要追根溯源，重文並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對『文化』獨有偏好，而愛屋及烏澤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過是太祖貶抑武人的副產品。宋代後嗣諸君多好文愛士，如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太宗則為『天下無事，留意藝文』，如英宗以皇子入宮時『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至有與藝文極褻者（如徽宗），實是重文風氣已成後的別話。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僅僅是因為文士的無足於侵害趙宋的皇脈。
    【涑水紀聞】中有一段為人引用很多的話：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m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
    趙普貴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趙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謂『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的待遇，可見文士在太祖眼裡是極不足道的。（王夫之以為此語出於太祖對普之『疑忌』而『相刺』，似未盡愜。）太祖這樣說恐非一時的興之所至，當是胸中蘊蓄的不經意流露。他對普說的另一段話對此有極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文臣為害，非僅是『貪濁』，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樣撼動根本，但發作畢竟較緩，不象武人的威脅驟然勃發難以抗禦。而且，太祖生長在武人氣勢囂張文士極其卑猥的五代，自己亦靠槍桿子奪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為慮。這種不足慮，不是說他對文臣的品格別有高估，以為文臣沒有為惡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為惡的能力--無非就是『貪濁』而已，還能使出什麼大壞來！
    對文臣如此，對士人初時亦不寬貸。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入貢部理論，結果落得『決杖配商州』的重罰。可見太祖的成算只有『抑武』而並無『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