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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二
但貶抑武人任用文士終會使時代風氣發生轉移。自『五胡亂華』，邊鄙之武習浸潤我華夏，晚至唐五代尚武輕文仍為社會的時尚。楊炯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足以傳達『書生』在社會價值中的無足輕重。而杜甫所說的『健兒應斗死，壯士恥為儒』更可見時風對文事的鄙薄。後漢宰相楊嘗說：『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舊五代史】批評此語是『不識大體』，殊不知彼時的『大體』就是如此的！與同居相位的王章便『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耶？’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抬估’。』
宋代風氣則為之一轉。若殿廷臚傳第一，公卿大夫，無不聳觀，雖皇帝亦為之注目。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相連，觀者擁塞通衢。至有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強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對西夏作戰立有殊勛的狄青，某次為部將焦用向韓琦求情，說：『’焦兒有軍功，好兒。’魏公（琦封魏國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豈得為』一語所充滿的蔑視感，真是表盡了宋代文人的倨傲；而焦用之被殺，則是宋代武人屈辱、辛酸的一個寫照。金人南寇，國家不能不賴軍隊守衛，武人地位有所回升，但社會取尚的價值並未因此而轉變。『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為’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為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為其能崇儒。』
宋代大儒張載，年輕時有志於邊事。當時正值宋夏戰爭期間，范仲淹正經略陝西，張載上書言軍事，仲淹知其有遠志，責之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不僅對年輕書生如此寄望，仲淹對行武中人也誨以習文。狄青初時被尹洙推薦給仲淹，仲淹授以【左氏春秋】，告誡青：『為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勉勵無怠』。後青積功破例至樞密使，誠有其武功顯赫的因素在，但青若是不文匹夫，恐也難有這樣的殊任。
范仲淹傾心武事，有『儒將』之稱，又因對西夏作戰戰績，而被敵方懼尊為『小范老子』。（『大范老子』指庸將范雍，夏人以為可欺。故相戒說：『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所以，文武兩事在仲淹心目中尚有如此輕重之別，可見重文輕武之時代風氣已牢不可破。（和仲淹『一黨』的余靖，對青亦甚推崇，但當朝廷對青任以方面時，他在奏疏中卻說：『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可以當之！』『匹夫』兩字最可見武人在宋代地位之不尊。）
三
宋代取士之多，待遇之優渥，都大大超過前代，而且比之前朝後代，處罰尤可謂甚輕。方孝孺式的滅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見，誅殺文臣以至士人，亦為極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者乃為陳東，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過』）。從正面之賞和反面之罰之積極消極兩個方面而言，宋代實為我國士人生存環境最好的時期。
宋代的重文風氣，對士大夫的厚賞，尤其是薄罰，造就了最寬鬆的言論環境，養育出了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之氣。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這句傳唱千古的名言，是宋代士人精神的最好表述。
士人精神之高昂，首先表現於議論。敝友楊國強，嘗撰文論清代士風，說清代是一個『沒有議論的時代』。宋代議論之盛，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歷代名臣奏議】十之七八取之於宋代，其他各種官私文獻也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士人議論。這些議論，不僅數量龐大，內容廣泛，從政軍財學到百姓日用無所不包容其間，而且言鋒銳利，指斥無忌，雖乘輿宮闕亦不稍避。這樣的風發議論，除了春秋戰國和上世紀前半期的短時間，在漫長的國史上實不二見。
伴隨着士人自覺精神的萌發成長，先儒思想亦得以發揚光大。其中『華夷之防』和『正統』觀念，由於前代武人篡僭的教訓，本朝優獎士人的政策，以及邊患困擾的環境等等因素，而尤其得到強化，成為時代的『主義』。
正統觀念，本出先儒，它既指政制（尤其表現為血脈，所以反對篡僭）的其來有自，一脈相承；亦含人主須行德治，以仁德化天下（所以肯定堯舜傳賢，也不反對『湯武革命』）。然而，長期以來不斷的所謂『禪讓』『革命』，不過是野心家們的暗攘明奪劇。正統觀念之深入華夏民族之人心，實自宋人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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