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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金興前宋的鄰國以北方的遼為最強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遼戰爭出於宋的主動，與夷狄成禍不同，沒有引發宋人的華夷意識。以後宋遼在澶淵立盟，北邊的問題得以暫時解決。宋代的夷狄之擾，首起於西夏李繼遷，至元昊以後逐漸困擾宋廷，成為不能不正面對待的大問題。慶曆熙寧兩次求強盛的變法，一個主要動機就是解決西夏的侵掠。在這樣的情況下，華夷之防開始在宋人意識中抬頭。
神宗對夷狄問題已有相當明確的意識。他曾以詩明志，詩曰：
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
『內府』，指太祖為取燕雲而貯歲余的『封樁庫』。神宗時復以金帛成帑，以藏開拓西北的專款。神宗又作詩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以一字揭於一庫，後稱為『御前封樁庫』。神宗計劃的第一步是開拓青唐，然後『經略銀夏，復取燕雲』。當時所患在『銀夏』，神宗卻想到了『燕雲』，這不是簡單的由西事牽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識里，夷狄問題已經上升為總體性的問題，單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決。
華夷之防在宋人意識中漸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軍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響。
五
宋遼在澶淵立盟，使兩國無戰事達百餘年，這在兩國關係就是全部國際關係的時代（西夏對宋遼關係不具制約力），可以說已是一個奇蹟。雖然盟約規定宋須輸遼銀絹，因而名義略虧，但立盟後得以通商，宋也從中得到了實利。北宋末『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復置榷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應是實情。金興後宋置『久和之義』於不顧，固然有錯綜複雜的原因，如『上（徽宗）厭歲幣』，如『王黼欲功高蔡京』，如『兼弱攻昧』的漁利心理等等，但華夷意識的高漲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支撐，才使宋決策層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
政和元年（1111年）童貫使遼，燕地漢人馬植初獻聯金攻遼之策，童貫即『約其來歸』，馬植至京入覲，徽宗降尊『臨軒慰勞』。可見馬植的主張合於宋君臣的心願。從以後的歷史進程看，宋取聯金攻遼的政策，在內部只受到很少的質疑，而決策層對實行這一政策的態度卻非常堅決。所以儘管在這一政策初議時就有人從義利兩方面指出了斷不可行，但反對意見並未能阻止這一政策的實施。
宣和間燕雲之役將興，參議宇文虛中上書言不可開釁，『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貫、蔡攸率師出征，朝散郎宋昭上書反對。【三朝北盟會編】記：『師既行，即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宋昭被押往編管地是枷着項的，極其嚴厲。
宇文虛中在上書中這樣說：
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系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為我藩籬，而遠逾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斗之計，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
宋昭上書不約而同，以為：『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
在當時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聯，遼之不可滅，已是顯然之事，並不需要高明的識斷才能看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宋的決策層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勸戒，除了上舉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便是由於已為自設的道義使命所籠罩。說『自設』是因為，宋的決策層以為的幽燕之民『延頸款關願歸中國』，並不是一個正確的估計。【茆齋自敘】記錄了遼的秘書郎王介儒使宋時的一個插曲：
介儒云：『……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仆（指馬擴）答曰：『……若論父子之情，誰本謂的（嫡）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
介儒的這句話很重要，它不僅反襯了馬擴強詞奪理的無力，也現出了國人在這方面意識的偏狹。郭藥師也有一個同具說明意義的例子。藥師率『常勝軍』投宋，徽宗召入朝，禮遇甚厚，藥師也極盡謙恭，但當徽宗要藥師取遼天祚帝時，藥師『涕泣如雨』，說：『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藥師投宋，出於無歸的選擇，也可以說這一選擇只是在宋金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宋人--不僅是宋人，總以為邊鄙之民，尤其是北地漢民『身在曹營心在漢』，其實是一相情願的誤斷。正像介儒所說，契丹--也可以放大到許多邊鄙民族--並沒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種歸宗感。此事頗關宋以後國人的對外意識，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此處為題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詳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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