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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六
現在再回到前面的話脈上去。童貫在出征時宣稱宋師的使命是『奉辭問罪，務在救民』，就是說要把『陷於左衽』的『中國之民』從夷狄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陳義如此之高，戰略上是否可行，力量上占否上風，諸如此類的得失利害就很難再有考量的餘地。這點，從宋『收復』燕京可以看得很清楚。
金入燕京後進行了毀滅性洗劫，宋以高價贖回的只是一座空城，但即便如此，宋還是視之為太祖對普之『疑忌』而『相刺』，似。這裏面童貫的欺瞞固然起了相當作用，如燕京由金軍取得，而童貫在【復燕奏】中卻含混其詞地說：『金國十二月五日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復幽燕是宋『二百年有志未遑』的夙願。蔡京在【賀表】中歌頌燕京的回歸，說：『舉全燕之故地，t介狄之遺民，戴白垂髫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途』。蔡京與王黼、童貫等人被以後史家認定為靖康亡國的禍首，蔡京的這幾句話也溢美過頭，劫後的燕京既已是『城市丘墟，狐狸穴處』的空城，何致有『壺漿簞食充塞而載途』之事，但蔡京的話確實可見那種取地便是功的心情。
馬擴在【茆齋自敘】裏記載了他和王黼的一段對話，也很能看出這一點。金使李靖來議燕地賦稅，馬擴給了王黼一則札子，札子中講了『許制女真三策』，其見解是當時的『時見』，算不上特別的高明，可嘆的是王黼的對應：
黼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嘆曰：『何謂’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於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無策。』黼云：『……朝廷大議已定，今又差公作計議使，但著剛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余不須論。』
王黼的話是台下私語，不必以高義作門面，從中我們更可以看到當時宋的決策層只是在『恢復』的心理下隨波逐流，不僅對應不應聯金滅遼、能不能聯金滅遼毫無成算，對攻防之備也完全沒有計宜。燕京不能如約自取，以高價贖回的只是空城，宋發兵時所說『務在救民』已經落空。以後金軍南下，所過之處屠戮洗劫，三鎮，金帛，子女，金予取予求，終至徽欽『北狩』，宗室、後宮、府庫被擄掠一空。國家傾圮，我先民陷入極度的苦難。
七
宋人的華夷意識隨邊患加劇而抬頭，至靖康之難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妨再以上已提及（注39）的張齊賢的主張為例，通過對同一事態的不同看法，觀察宋人的立場變化。
上面提及的張齊賢，就是太祖曾說『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的張齊賢，他的【論幽燕未下當先固根本】，是上太宗的奏章。當時太宗擬親征契丹以取幽、薊之地。【續資治通鑑長編】說『議者皆言應速取幽薊』。但【長編】未錄『速取』的意見。也許這些意見在李濤眼裏無足輕重，也許這些意見本不足觀，『議者皆言』一語僅成了加重張齊賢上疏分量的鋪墊。張齊賢上奏說：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只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
張齊賢的『人民本也』的意識，在我先民中有着悠遠的淵源，只要不是昏暴者當道，只要國事尚有迴旋的餘地，對戰議都會是一個有力的約束。
翰林學士李P在同時的上奏中以為『幽薊之壤』『合勢而攻，指期可定』，但也還是主張『申戎羽衛，旋師京都』。可以說當時雖有主戰之議，但反對征伐燕薊的主張在士大夫中佔着上風。
然而，到了南宋，張齊賢的言論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呂中說：『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李濤也持同調，認為：『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為齊賢不之知，雖趙普、田錫、王禹稱亦不之知也！』
姑不論張齊賢的主張在當時是不是得策，呂中等與張齊賢所見之不同，實是由於至北宋覆亡，腠理之微恙已成腹心之巨禍，華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塹，『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也因此成為極大事。當時雖然亦多苟且之人，但持正之士對『夷狄』必取嚴正立場。紹興八年（1138年）宋廷決計主和，樞密院編修胡銓上書抗言，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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