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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韃靼遂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G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殷鑑。
『韃靼』，即蒙古。『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對南宋人來說已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血的教訓。而且，宋蒙交往一開始就顯出了蒙古是一個更『難馴』的對手。
蒙金戰爭開始不久，蒙古即尋求宋的配合，但即使在這時，只要事關利益，蒙古也決不讓步。金的統治弱化後，金地『盜賊縱橫，邊圉驛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宋乘機招納以為己用。蒙軍南下後，全然不顧這些大小勢力是否已接受宋的收編，能迫降的即迫降（如『濟南治中』嚴實），不能迫降的則攻剿（如大名路總管彭義斌、京東總管李全）。即使對實實在在的宋的土地軍民，蒙古也毫不留情。寶慶三年（1227年）蒙軍抄掠利州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紹定三年（1230年）到下一年，蒙軍又以攻金為名，強『借』宋境為道，攻略武休、仙人、七方三關等蜀口廣大地區，興元、洋州、天水、西和、同慶等都邑遭到屠城，宋軍民傷亡巨大。
當時的局面雖與金興時相仿佛，實際則更危險。因為這種危險確已顯然如『懸明鑑於眉睫』，所以直至金亡之際仍不斷有人提出告戒。如權工部尚書趙范在金亡前二月上書說：『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鑒。』但『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仇』實在是宋人久積的願望，三百餘年後李贄在說到滅金時還說：『在宋家亦是一件快心事』，所以聯金滅遼的歷史教訓已無法阻止宋重蹈聯蒙滅金的覆轍。
以後宋和蒙元進行了長達四十五年的艱苦卓絕的戰爭，其最終失敗，有許多原因，不能簡單地歸於聯蒙。但有一點可以決言，即，滅金後蒙古註定會成為宋的仇家和前所未有的可怕敵手。
九
兩宋之亡於金元之手，有從體制、政策、國力、民心、人主昏庸、佞小當道、邊鄙民族之盛衰變化以及宋軍之萎弱金元之強悍等等方面的大量探討。這些探討的趣向因時代而呈現出不同。比如北宋之亡，王夫之說：『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為其本。』這種以安石賞禍首的觀點，靖康時人實已啟其端，如胡舜陟敘述『金寇』『長驅於中原，問罪於都城』時，就追至『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兵用將，無歲無之。』南宋人亦如是說：『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雖然指義不同，但以安石為『禍首』則無異。這種觀點在傳統時代頗為流行，但今天則絕少同調。反之，今天的有些說辭，大概也會駭煞古人。南宋之亡亦復如此。其實，兩宋之亡這樣的大關節目，從體制、政策、君臣品質、敵我力量對比等等方面都可作出有價值的解釋。以上從『恢復』意志說北宋君臣的盲目聯金，從復仇心理看南宋君臣的執意聯蒙，其意並不在排斥已有的有效解釋，而只是在已有的解釋之上增加一個解釋層面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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