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1）

  來源: 光明日報

秋聲賦意圖 青瓦白屋，瘦木飄搖，霜天漸晚，遠峰朦朧，一派秋意蕭瑟的景象。圖中所表現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名篇【秋聲賦】的意境。

對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貢獻的活字印刷術，也發明於宋代。

曾棗莊，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編有【全宋文】、【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三蘇全書】、【二十五史全譯】中的【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全譯。早年從事杜詩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後從事三蘇與宋代文學研究，先後出版有【蘇洵評傳】、【蘇軾評傳】、【蘇轍年譜】、【蘇轍評傳】、【三蘇傳】、【三蘇文藝思想】、【三蘇選集】、【蘇軾詩文詞選譯】、【三蘇圖傳】、【論西崑體】、【宋文紀事】、【蘇詩匯評】、【蘇詞彙評】、【蘇文匯評】、【北宋文學家年譜】、【三蘇研究】、【唐宋文學研究】、【宋代文學與宋代文化】、【蘇軾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說】、【宋文通論】，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紀評蘇詩】等。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是由中古轉入近代的開始。宋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過了唐代，生產關係和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宋代文化輝煌燦爛，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技以及學術文化的其他領域，都碩果纍纍，群星爭耀。關於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認為『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後人也幾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為什麼說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宋代文化為什幺能夠跨越百代，超過漢唐呢？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問題。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整個世界最完備的文官政治。宋代歷朝不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軍，擔任各級地方官吏。太祖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天下，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長達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稱『三代以下治安所無』。這與宋王朝限制武將、宦官、後族專權等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是分不開的。但這些措施，有些也是雙刃劍，特別是對武將的過分防範，既有利於結束晚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割據，又使南北宋實際從未完全統一過中國，最後是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蒙。
哲學上形成了程朱理學。漢、唐儒學解經，重名物訓詁，宋儒解經重義理性命之說，故被稱為理學或道學，後人又稱為新儒學。【宋史】在【儒林傳】外，專設【道學傳】，就說明了道學與此前的儒學有較大的區別。程頤說:『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為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說的『談經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學。宋初陳摶的【先天圖】、【太極圖】已開宋代理學的先河，其後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理學三先生』之稱。但理學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學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對宋、元、明、清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個領域無不打上理學的烙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學特別發達。【春秋】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為宋代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從先秦至宋前，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編年通史。全書體例謹嚴，結構完備，文字質樸簡潔，敘事清析，文筆流暢，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富於文學色彩。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是編年史名著。中國史書的又一種寫法為紀傳體，始於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相襲，成為中國的正史。歐陽修撰有兩部正史，即【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南宋還產生了紀事本末體史書，以重大歷史事件立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時間順序撰寫，這就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此書影響很大，繼踵者很多，有【左氏傳事類始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現已形成完整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