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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以上三個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價格節節暴跌。如上表所示，從太平興國之初的100%，驟然跌到太宗後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v三年又跌到了2―3%。前已述及，引價指數的大小與官府獲利的多少成正比，而與商人獲利的多少成反比。交引價格的這種持續暴跌到底對誰有利，毋須多加分析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並非取之不竭，厚之於此，必薄之於彼。如果我們再看一下該時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變化情況，將會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見，在北宋前期東南榷茶的近百年間，國家所獲茶利一直呈下降趨勢，並基本是與交引價格盤跌同步的。在景德元年引價指數降到15―16%時，擔任三司使的丁謂就發出了人稱『至論』的慨嘆：『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在天禧五年引價指數爲5%時，這一年官府在淮南十三山場『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41]。尤其是當天聖元年前，鎮戎軍的引價指數跌至1.8%的最低點時，『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所得不償。』[42]官府簡直把老本都賠進去了！
2.商人對茶利的過分攘奪，導致了官、商鬥爭的激烈化，使茶法變革反覆無常。自從東南榷茶與邊地入中綰連在一起，北宋政府就無可奈何地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
┌──→虛估高──┐
│ ↓
入中少←──────引價跌
爲獲得較多的入中糧草，必須高予虛估；虛估越高，與實值差得越遠，引價越賤，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賣交引獲利越寡，勢必挫傷其積極性，使入中減少；而入中減少勢必又影響軍需，官府只得更進一步高抬虛估。這個怪圈惡性循環，螺旋上升，虛估愈高，引價愈跌，其後果就是使官府爲換取入中付出了越來越大的代價。爲了遏止巨萬茶利越來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採取了三項措施：
(1)明令限定虛估率。前文所列茶交引價格變化表中景德二年的一系列數字，就是由鹽鐵副使林特和劉承ｇｕī、李溥等人主持規定的。他們對交引法稍作改良，根據距離遠近、交通難易等，統一制定各地虛估比率。開始時略見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獲利354萬貫，比景德元年驟增了70個百分點，但因交引發行量仍大大超過了官茶擁有量，依然沒有遏制引價貶值。
(2)出資回籠交引。如天禧五年，『陝西交引益賤，京師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於是出內藏錢五十萬貫，令x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城市而毀之。』[43]從表中可以看出，除皇v三年官收價高於市價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與市價持平，這對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再加上政府出資有限，要挽救引價更是杯水車薪。
(3)用『見錢法』和貼射法取代交引法。如果說限制虛估和回籠交引依舊是在怪圈中打轉的話，那麼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斬斷東南榷茶與邊地入中的聯繫。爲此，天聖元年，由權三司使李諮等人主持在河北、陝西等地區部分實行了用現錢而不再用交引來償付入中的所謂『見錢法』，並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實行過的貼射法再度行於淮南十三山場，其出發點就是『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44]。儘管爲了照顧商人的利益給予了大量『饒潤』，例如商人從園戶處買茶140―160斤，只須向官府貼納100斤的淨利錢[45]。但由於商人喪失了從交引貶值中獲得的厚利，『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爲輕重』[46]，『怨謗蜂起』。結果這次的見錢、貼射法只實行三年就宣告破產，李諮等人被貶官，參與變法的一批三司屬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門島[47]。交引法復辟，怪圈再現，入中虛估之弊又起，僅『河北沿邊十六州軍，自天聖九年至景v二年終，五年便糴糧草，計虛費錢五百六十八萬餘貫』。景v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諮請出來實行見錢、貼射法。李諮心有餘悸，深『恐豪商欲仍舊法，結托權貴，以動朝廷』，請求宋仁宗下詔表示支持[48]。並對商人做出了大大讓步：『聽商人輸錢五分，余爲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49]商人販茶只須先納一半淨利，自然成倍地節省了流動資金，應該是相當優惠了；同時見錢、貼射法又使國家收到了『縣官濫費自此少矣』的益處[50]。但在『天下商旅無不嗟怨』的咒罵聲中[51]，慶曆二年，見錢、貼射法再被推翻，交引法又恢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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