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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1、宦禍
監閣體制雖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皇權,卻將宦官徹頭徹尾地拉入了政治舞台。儘管明代宦官的文化素養相對提高,但家庭生活的種種磨難，生理創傷所導致的自卑與敏感，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對宦官當權的敵意和仇視的文化氛圍，異常殘酷複雜的政治鬥爭使得很多人變得猜忌陰刻狠毒，他們通常對權力、財富、名利有着極強的欲望。因此,當相權游移至宦官手中的時候,那些儒化較深政德很好的司禮太監如懷恩、陳矩之類還能對政治體制的運作起到不少積極作用。而那些心術卑劣雄猜陰狠的宦官掌握大權，則是整個國家的災難。通常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廠衛機構的特務統治的極度強化。由於廠衛機構與司禮監的特殊關係，當司禮監執掌相權時,廠、衛也成為司禮監維護自身權力、打擊異己勢力的有力工具，這樣的後果往往是國家政治秩序出現嚴重混亂，國將不國。二是貪污賄賂成風。對於大多數宦官來說,追求權力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聚斂金錢。英宗時的王振、武宗時的劉瑾、天啟年間的魏忠賢都是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的典型案例。宦官執掌相權的時候,也是貪賄的腫瘤於封建肌體中膨脹發展的時期,『有事非納賄不免於禍』[33]。甚至在官場中形成了『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34]的不良風氣。就連學士入閣,也『必賄內侍,如樹之託根然』[35]。國家機制亦隨着貪賄腫瘤的膨升,由良性運轉向惡性運轉轉化,並日漸形成積重難返之勢。
2、黨爭
明代黨爭,早在朱元璋時就已初啟端緒。監閣體制的確立則使黨爭更趨複雜。權力遞嬗中的監、閣相爭日漸成為黨爭的源地。
監、閣內在的頡頏使兩者處於對立矛盾中。儘管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兩者對抗的程度也不盡相同:時而尖銳相爭,時而相互容納,時而彼此聯結,甚至數種情形雜揉在一起。但無論由誰執掌相權,也無論兩者頡頏程度如何,他們內在的權力之爭卻始終存在。
從英宗初葉,王振與內閣的權力鬥爭開始,監閣相爭在明代歷史上從未停息過。武宗時,閣臣劉健、謝遷的辭職就是這種鬥爭的結果。在劉瑾所開列的『奸黨』名單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劉、謝二人[36]。世宗時,嚴嵩為相,『結諸奄人,微伺大內動靜』,以巧迎上意[37],對宦官的禮遇也超過從前,似乎成為監閣相結的典型。然而權力之爭並未因此而消彌,與嚴氏爭權的司禮太監李彬以及提督東廠太監馬廣就是他授意私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緝其陰事而至死的[38]。穆宗時,高拱請盡『詘司禮權』[39]，可以說是監閣鬥爭激化的產物。在缺司禮掌印的情況下,他先後違例薦舉御用監太監陳洪、尚膳監太監孟沖入掌司禮,卻將按例當升的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置之一旁,也是他實行『盡詘司禮權』的一個步驟[40]。
監、閣權力鬥爭向官僚體系的輻射擴展,將更多的官僚士子拉入黨爭的漩渦。首先被拉入這一漩渦的就是素有喉舌之任之稱的科道言官。
明代的科道官以建言糾劾、諫諍推彈為職能。因此,無論對內閣還是司禮監來說,科道官無疑是他們可以利用來打擊異己勢力的最好工具。於是,雙方在權力的爭奪中也展開了對言路的爭奪,『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41]。而言官也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或依內閣,或附司禮。武宗時,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上疏挽留劉健、謝遷,並指出『晏朝、廢學、游宴,非(君王之)體』[42],就是支持內閣的科道官向司禮監的挑戰。熹宗時『言官又多拜為門下士以通忠賢』[43],甚至『權媳ǜ捶唇柩怨僖隕,言官聲勢反恃權弦災亍[44]。魏忠賢就是以這些科道言官為刀手掃除內閣異己勢力,攻擊東林清流的。正如【明史】所云:『明代宦官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是其烈也。』[45]
明中葉後,監閣權力爭奪的加劇,使黨爭更趨激烈,幾乎將所有官僚都卷了進去,『四方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發門之念』[46]。黨爭的擴大化,不僅造成政局的動盪不寧,也使國家機制日漸偏離正軌。『黨局既成,互相報復。』[47]宰相選薦大臣,不論賢否,只論親疏,尤其科道言官更必任『切近鄉人、親友、死黨。有所欲為,則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則托之論罷。』[48]於是,政治的缺陷導致腐敗已不可避免,終將明王朝拉入了覆亡的深淵。(作者：陳志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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